审判四人帮从秘密到公开

 
      如何审判这些曾经是中国高官的人煞费苦心是否公开审判是一个有学问的学问鉴于被告都是军人，需要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审终审。法庭名称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鉴于本案被告人较多，有的原职务较高，建议军事法庭由13人组成。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已过去多年，但人们可能很少知道这一震惊世界的审判原先曾打算秘密进行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知情者说之三——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肖思科著）一书介绍了此事的经过，现摘录如下——20世纪，中国对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个集团进行审判前，有一个最初的意见——1980年夏天，全国“两案”审判工作机构均接到一份密级极高的指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秘密审判。
     1979年８月的全国两案审理座谈会后，审理的准备工作已拉开大幕。但党内在怎么审、何时审、审哪几个人的问题上，却未做最后判断。1979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摆开了自己的观点：“……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人的多少，判几个人，要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按集团案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要注意把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胡耀邦接过话茬儿：“我们就是要起诉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这是由头。”1980年３月19日，刚恢复不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共中央常委意见，提出一个审判方案，准备报政治局常委审批：第一，正式确定按“集团”进行审判；第二，起诉书、证据都要确凿，站得住脚……；第三，从现在起搞好预审。让被告讲话，从中摸清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第四，在起诉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争取被告不仅自己服法，而且出来作证；第五，根据中央的建议，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担任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及中央纪委的王鹤寿、中国军委的杨得志等同志参加；第六，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针对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公开审理。４、５两个月做准备，６月初审判，７月底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前结束……林彪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江青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1980年３月底，有一项“绝密”等级的决定由中央书记处作出。这项决定是：

彭真讲：“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按司法程序办事，……要通过预审先核对事实。在会上决定的事，要弄清是谁提的方案，谁办的，谁拍板的，要搞得清清楚楚……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还有口供问题，法津上有证言，但我们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假定‘四人帮’罪行有一百条，挑最重要的上二三十条就可以了。”“有些事情牵涉到毛主席、周总理批的怎么办呢？”王鹤寿提出问题。“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彭真回答。胡耀邦讲：“审这个案件，是非常严肃、很有意义的工作，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为维护党纪国法做出典范。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亚于写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义，具体有以下几条：“１，罪证要周密有力，人家考不倒。最重要的是要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这样做，符合历史的真相。“２．对罪犯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要让他们认罪服法，要让他们中有的人能站出来讲真话。“３．处理要妥善。自始至终不要在生活上搞虐待。有些人还可以不判。有些人放出去也不要紧。”彭真最后又讲道：“……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草稿)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有不少是路线问题，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从事实做起，只有事实，案件才靠得住。一定要注意三条：一是要客观，二是要全面，三是看本质。全面有两种，一是历史的全面，二是现实的全面。”“要有个专门班子看原始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时可以当顾问。必须把好人办错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别开来。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行的……”但就在工作展开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那份“秘密审判方案”下达了。1980年３月３０日，全军“两案”审判工作会议召开。史进前副主任代表“两案”审判领导小组作了紧急布置。于是，有在押案犯的单位专案组，接到迅速接触案犯的通知。总参、总后、空军、海军接到４月底前写完黄、吴、李、邱等人罪行材料的指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办公室各组，领受了加速进程的任务。就在这一天，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方案（初稿）形成。
    鉴于被告都是军人，需要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审终审。法庭名称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鉴于本案被告人较多，有的原职务较高，建议军事法庭由13人组成。拟请杨得志同志或粟裕、韦国清同志任庭长。拟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起诉。并由12人出庭支持公诉。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受审被告拟定25人，是一次审完还是分两批审完考虑了两个方案。不公开审理，最后宣布判决时，拟组织万余人参加大会……以上方案，在中央批准同意后，由有关单位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规定任命。这份初稿，迅速报到新成立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并逐级上报到中央待批。1980年８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见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时说：这次审判将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但由于涉及到许多国家机密，所以将在内部进行，至于哪些情况公布于众，将由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会来决定。1980年秋天，审判继续推迟进行。邓小平在统一党内的思想之后，他必须来认真解决另一股“左”的力量。众所周知，对毛泽东??想的客观评价，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定，实际上是对华国锋的思想和地位的冲击。在此之前，“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审判工作突破思想禁区、材料禁区、人的禁区和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关键。要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涉及对毛泽东晚年的评价，还要涉及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在任党中央主席后工作上的失误。这次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一个是前接班人，一个是“第一夫人”。邓小平看清了处理这些问题对历史和未来的特殊意义。也就在这时，审判工作由秘密审判到公开审判便有了转机。
    1980年9月4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制定出新的审判方案。1980年9月8日下午３点，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以及新当选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等人，走进福建厅。彭真正式向政治局委员们宣布：“10名主犯的罪行基本查清了。一边是黄、吴、李、邱加江腾蛟，谋害毛泽东有江腾蛟，他是‘三国四方’会议确定谋害毛泽东主席的指挥官。一边是“四人帮”加陈伯达，陈伯达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行都分不开。5加5共10个人。送常委的起诉书（草稿），拟判10个人。除江腾蛟外。９个人都是举世瞩目的。其他人另外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批陆续审判。”“他们的主要罪行弄清了，林、江是头子，康、张是军师，列入起诉书的罪行，都不牵涉毛、周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过错，这个大原则中央已批准了的。起诉书还把周总理列入了被诬陷的领导人的名单中。”彭真说：“汇报几个问题。”“起诉意见书上所列的犯罪事实，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开了。起诉书不涉及路线问题，工作上的错误包括党纪、军纪、政纪问题都不涉及。这次审判只审罪行。”这一稿共列有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夺党权；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四项罪行，60条罪状；所列罪状都是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做后盾的。现正在组织公安部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三长”审原始证据，这是彭真比较满意的一稿。彭真继续强调说：“这两个集团没法分开。你把这两个分开，康生、谢富治死了，这两个人算是哪一伙的?”他接着说：“一案起诉好处理。这两个集团有矛盾，矛盾在哪？他们做贼上一致，分赃上有矛盾。黄、吴、李、邱由军人组成的第一审判庭去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他又明确了一下时间：“时间上一定要抓紧，９、１０月份开庭！”最后，他说：“另外，公开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邓小平说：“这个起诉书可以用。”“这次会议后，要扩大范围，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用哪个法律去审呢?当时只有《惩治反革命条例》。按当时的条例、法令、政策是犯罪，按刑法的规定也构成犯罪，因此，适用刑法更合适。彭真又把目光转向随同自己来汇报的各部门负责人，说：“检察官和法官，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国家的声誉啊。”邓小平说：“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彭真抓住邓小平的话茬儿，问：“是先搞决议，还是先审判?”“先审！”邓小平很果断。同时，他还提醒：“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些，不能减罪。成立特别法庭，一审终审!?P>会上，审判工作委员会还汇报了属于错误、构不成犯罪，并未写进起诉书的13件大事：“对刘少奇同志定案问题”；“文艺黑线专政”；“上海一月夺权”；“二月逆流”；“７·20事件”；“文攻武卫问题”；“杨、余、傅事件”；“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问题”；“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问题”；“诬蔑周总理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代表的问题”；“1976年诬陷迫害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向维特克泄密问题”。李先念思考了一会儿，补充说：“小平讲，一案起诉，两庭审理，可能简单一点。时间怎么样?”彭真马上回答：“很紧，但可以做到。今年能审下来就很好了。中纪委的报告转发全党。”“审这个案子叫‘投鼠忌器’。务必抓紧，要不审，有人会说他们不够罪，或说我们意见不一致。”邓小平说完后又补充了一句：“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世界发布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耿飙--记得粉碎四人帮那天耿飙:记得粉碎四人帮那天耿飙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我亲自带著二十多个人去占领了广播事业局当时的局面现在想起来仍旧觉得非常紧张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年近九旬的耿飚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外交家。在他的《耿飚回忆录》一书中，作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参与者，首次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华国锋突然打电话来说是主席遗嘱有三个字错误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那天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视部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我们到达的时候时间已经入夜我带著十名战士直奔”主题“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十月六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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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梅花党的故事?

 当年关于梅花党的故事几乎全国人人听说过如今，这个神秘的传说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梅花党”的谣传，铺天盖地。现在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梅花党故事”，有办法的人还可能看到过手抄本。这个流传极广的谣传大意是说，在中国的党和国家上层人士中，有个以梅花型胸针做标志进行联络的组织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梅花党”的谣传，铺天盖地。现在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的“梅花党故事”，有办法的人还可能看到过手抄本。这个流传极广的谣传大意是说，在中国的党和国家上层人士中，有个以梅花型胸针做标志进行联络的组织美国特务组织“梅花党”。谣传污蔑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她与“美国特务组织的负责人郭德洁”联络，赋有特殊使命。谣传编造的情节耸人听闻，登载谣传的造反派的小报像雪片似地飞向全中国。郭德洁是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０日，随李宗仁从定居了１６年的美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梅花党”的谣传何以将郭德洁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并将她同王光美联系在一起呢？郭德洁是位木匠的女儿。《李宗仁回忆录》的作者唐德刚记叙说，郭“虽是一位小家碧玉，然天生丽质，心性聪明，年未满二十，便着长靴、骑骏马，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西妇女工作队’，随军北伐了。……北伐途中，一般同志都把她比作甘露寺里的孙夫人和黄天荡中的梁红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军民争睹风采，也真出尽风头。”１９４９年，郭德洁和李宗仁一起到美国定居。就在李宗仁的归国大局已定，将要踏上归国旅程的时候，医生发现了她患上了乳腺癌。
     １９６５年２月，她不得不做手术治疗。但手术后，医生说她的右臂有个硬块，说明乳癌已经扩散。就在这一时刻，李宗仁回国的行程决定了下来，郭德洁决定抱病和李宗仁一起回国。她放弃了在美国的较好的医治条件，毅然回国，应该视为是深明大义的爱国行为。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０日，李宗仁伉俪来到北京。３１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副主席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并宴请回到祖国的李宗仁、郭德洁夫妇。正是在这次的宴会上，郭德洁再次见到了王光美。说起来，她俩早就相识了——抗战胜利，李宗仁就任北平行营主任。行前，有一次，李宗仁到重庆谒见蒋介石，并和各方联系工作。期间，他的一位姓胡的朋友请吃饭，有胡太太和女婿王光琦作陪。餐桌上，胡向李介绍了王光琦，说他是燕大毕业生，曾在美国留学，家住北平。并提出请李在赴北平上任时，随机将王光琦带到北平去，并相机予以照顾的要求。李宗仁一口应允，让王光琦搭他的飞机一同到了北平。随机同行的还有李宗仁才六岁的幼子志圣和保姆。当时，郭德洁尚在桂林，李宗仁来到北平，来不及设立公馆，住在中南海勤政殿。于是便将志圣和保姆临时寄养在西单旧刑部街王光琦家。王家里比较宽敞，李宗仁时常到王家去看孩子，因此，认识了王光琦的妹妹王光美等一些人。不久，郭德洁来到北平，也因为看望孩子认识了王光美。后来，李宗仁建公馆于北长街路东八十一号，他们便将孩子和保姆接回。因为王光琦帮李宗仁和郭德洁经手一点经济事业，所以他们依然有来往。再说李宗仁接到刘少奇主席的请柬，格外感到亲切。因为他已经知道了王光琦的妹妹王光美已经是刘少奇的夫人了，时隔多年，旧地重逢，怎能不说是很惬意的事呢？但是，富有政治经验的李宗仁还是嘱咐郭德洁说，“明天刘少奇主席请吃饭，和他夫人王光美见面时，如果他不说从前和我们认识，也不谈过去的事，我们就认为不认识，千万不可谈从前的话。”当晚，当李宗仁夫妇进入东大厅时，刘少奇主席满面笑容地走上前来，热烈地握着李宗仁夫妇的双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我们大家十分高兴，热烈欢迎！”跟着，董副主席和邓总书记也前来同他们亲切握手。谈话之后，要入座就餐时，王光美才出来和李宗仁夫妇见面，刘少奇予以介绍，王光美伸出手来和李宗仁、郭德洁一边握手一边说：“熟人，熟人。”李、郭向她很恭谨地报之会意的一笑，事情就这样简单地过去了。郭德洁是１９６６年３月下旬去世的。当年陪同李宗仁夫妇赴两广参观访问的宋姓领导人（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向笔者介绍说——１９６５年年底，李宗仁到两广参观访问。郭德洁不顾医院要她休养治疗的意见，固执地要陪同李先生。一来到广州，她的病情便开始恶化，经常咳嗽，并伴有低烧，后又出现恶心呕吐。     １９６６年过了春节，李宗仁到广西参观时，郭德洁支撑不往了，只好住进南宁的医院抢救。但没几天她便出现病危，肝部肿大，腹水、黄疸。便血、皮下出血，癌肿瘤已经广泛转移到了骨骼和肝脏等重要部位，她整个人从眼珠到皮肤全部是黄色的，陷入肝昏迷的状态。我当时一看她不行了，就请示平副部长，请中央调专机来，接她回北京。李先生也就因此中断了两广之行……再说飞机到了北京，北京医院的救护车就在飞机旁边等着呢，直接把郭德洁送到了医院。没有两天，延至２１日零时３０分，她就病逝了，享年６１岁……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夫人张洁清，全国政协李四光副主席以及李宗仁和郭德洁的生前友好等，纷纷前往医院向郭德洁的遗体告别，并向李宗仁先生表示慰问。李宗仁先生对郭德洁丧事的办理，表示满意。他多次向人说：国家对郭德洁的病很关怀，她在病危后，竟然有专机送她回北京治疗，真是使人感激涕零！特别是对周总理、彭真等领导人亲自参加郭德洁的遗体告别仪式，李先生很受感动。他说，白崇禧的老婆在台湾死了，根本没人管。对比之下，他认为国家为郭德洁举行了这样隆重的仪式，而且发了消息，这对郭德洁来说，是很大的幸福和哀荣！谈到郭德洁的所谓“梅花党”问题，宋说：这纯属谣言！捏造这些谣言的人，其政治企图就是给周总理抹黑、栽赃。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听这个情况就觉得莫名其妙。从郭德洁随李先生回来的过程和回来一年多的情况看，哪有什么“梅花党”的事？！郭德洁的去世就是因为乳腺癌全面扩散，“梅花党”完全是子虚乌有，这个事情不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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