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京陷落时发生在城内外的惨剧

    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在攻打南京战役的最后阶段，日本军攻势十分猛烈，并在那里展开了残酷的"战斗行动"，惨不忍睹。关于占领南京时如何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问题，第十六师团（京都，中岛今朝吾中将）的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赤裸裸地记录下来的《进攻南京纪实》一书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了。书中记述得极为详细，也许反而有某些夸张之处。总之，它无疑是当事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珍贵的记录。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估计以部队战斗情况的详细报道为基础，并由他自己的笔记和回忆整理而成。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可以说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记录。在第三十旅团的属下，有第三十八联队（奈良，助川静二大佐）和第三十三联队（津，野田谦吾大佐）。第十六师团是准备从紫金山南面进攻中山门的部队，但决定由一支队在紫金山北面进行迂回战，冲进南京城的北面。在这一支队中，调配了第三十八联队，由佐佐木旅团长亲自率领。在进击途中，还配备了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轻装甲车第八中队、十加二中队、十五加一中队。佐佐木到一少将亲自把作战记录（昭和十四年四月写成）定名为《华中作战篇》，但是在出版（《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新版〔昭和四十三年七月〕）时改名为《进攻南京纪实》（第二三五页至三三五页）。现将该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在引文中，凡〔〕内的文字系笔者所作的补充。〔十二月·十三日〕拂晓前，我先头部队插入敌人阵地，接着紧追敌人，轻装甲车中队在上午十时左右向下关挺进，聚集于江岸，或扫射在江面上逃跑的残兵败卒，大约打完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在此期间，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占领了靠城北的五个城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三联队的大队一起赶上装甲车，然后进入西面挹江门附近，间或同逃跑的敌人进行了战斗（中略）。稍后，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从南面〔对南京城西侧的中国兵进行了扫荡〕来到江岸；海军第十一战队溯江而上，对顺江而下的敌船进行扫射，下午二时抵达下关；〔前一天，在芜湖渡过扬子江的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于下午四时来到对岸浦口。其他靠近城墙的部队正在向城内扫荡。实际上是就理想地进行包围的歼灭战进行了演习。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地区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以上。下午二时左右，扫荡大致结束，接着安全无事，于是一边整顿部队，一边前进，到达了和平门。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已经一粒白米也没有了，也许城内有，但我军已无现存的粮食给俘虏吃了（下略）。上面所谈是占领南京那天的战斗情况，第二天，即十四日那天所写的作战记录，也可以看出城内外的扫荡情况，因此引录如下：十二月十四日，城内外的扫荡，全由两个联队的部下拿握。潜伏在各处的残兵败卒都被拉了出来。但他们的武器都已被丢弃或隐藏起来。五百名、一千名，大批俘虏接连而来。他们比较大模大样，毫不胆怯，但看起来个个都疲惫不堪。恐怕是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了（中略）。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他们有的潜伏在村庄和山区里，继续进行狙击。因此，进行抵抗的人和不愿顺从的人，当即被无情地杀戮。整天可以听到各地传来的枪声。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中略）。下关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烧毁。数百辆汽车被扔在江边马路上，数百具死尸从岸边漂流出去。在十三、十四日的手记中所描写的情景，实在惨不忍睹。佐佐木支队的骨干、曾任第三十八联队的联队长助川静二元大佐对铃木明说："师团长吩咐，不要保存俘虏"（《"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或译《"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下同--译者，第二四九页）。因而全遭杀害。另外，佐佐木支队在进行扫荡战中也杀了许多普通市民，以此血祭，壮军威。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代表团详细谈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其中就下关地区难民的被害情况，他这样说：到十四日（十四日系十三日之误。--洞富雄注）那天，北城门已被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追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下关站原有两艘渡船，因此一伙难民涌到这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们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八至九页）。关于十三日大量屠杀下关的普通市民问题，日本方面也有人作证。第六师团所属辎重第六联队的小队长高城守一，他由城南的中华门入城，十四日，曾赴下关补给粮草，因而目睹了佐佐木支队在前一天"战斗行动"所留下的凄惨情景。最近，他就当时目击情况这样说：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死尸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死尸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被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情景。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九十五页）。佐佐木少将说："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名以上。"他所说的这个"解决"了的"敌人"，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难民。高城还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在下关兵站仓库里作为苦力进行劳动的俘虏中，相继有人倒下，倒下后一直起不来的人，无情地就地遭到枪杀，被投入了扬子江。他说："我在下关虽时间不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已目击了有十名左右的苦力被枪杀了。"（前引书，第九十六页）再看看佐佐木少将的手记，仅就十二月十五日以后的所记部分，逐日抄摘部分内容介绍如下：十二月十五日："战斗后，为防止败坏军纪和有伤风化，如果指挥官不好好地干，令人忧虑的事故就会频频发生。"十六日："奉命扫荡紫金山一带地区。虽说收获不大，但两个联队把几百名残兵败卒拉出去处置了。"十七日："不言而喻，江南的田地与河浜染上了七万人的鲜血。"〔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敌人伤亡估计为七万人，直到南京陷落那天为止，敌人负责守备的兵力估计约有十万。"有一个隶属佐佐木支队的卫生队担架兵，他有一本当时所写的随军日记，最近在福知山的家里被人们发现，《每日新闻》（大阪总社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那天作了详细介绍。这是外贺关次生前所记的日记，记事十分详细，共有七册。他自昭和十二年八月接到应征令起到将要返回内地前的十四年七月为止，整整写了两年，一天也不缺。笔者也曾看过外贺日记，其中也记述了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到处所看到的悲惨情景。他在记述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调离南京的情况时，"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云云，要想记述目击大量屠杀的现场，估计不可能，即使这样，这个士兵的日记--证实屠杀事实的记事随处可见--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从外贺日记中抄摘有关记事如下，作一介绍：〔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手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地刺杀了中国兵七十名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天者，不知其数。〔十二月十五日〕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道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使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军杀了我们许多友军，杀死他们虽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十二月十七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十三年一月十二日〕来到太平门，前几天用担架把患者抬到野战医院去时所见到的五、六百具中国兵的尸体，全都不见了，他们已被苦力埋入土中（旁注原文如此--译者），附近散发出尸体腐烂特有的臭味。〔一月二十四日〕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现有数千中国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如上所述，外贺曾说过"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关于南京城内外出现的惨状，他所提到的只是极小部分而已。还有一篇随军日记，同样也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的一个士兵所记。那是出于第三十三联队（津、野田谦吾大佐）西田某（长住三重县）的手记。在南京陷落半个月后，十二月三十七日傍晚，杉山平助到达朝日新闻社南京分社。他逗留到三十一日，然后退回上海。他也在当时所写的见闻和感想《南京》一文（载《改造》，一九三八年三月号）中说："要详细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对我来说，现在是办不到的，"但他还是作了如下记述："〔分社〕外面一片漆黑。周围住满了难民。到处都躺着死尸。""弘法大师曾在此修行的清凉山，就在南京城外郊区附近......那里，还躺着中国人的死尸。""我刚刚听了老婆子--她抱起了自己儿子的遗体，在雨中连续哭了两天--说的话，据说在莫愁湖畔也有难民的死尸。"目睹这些悲惨景象的杉山也替军方辩解："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我说，虽然战争已经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等等，严格说来无法区别。"铃木明在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介绍了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的情况（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但是他为什么不介绍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发生的重要情况？据说在西田某的手记中多次出现了"街上情景悲惨之极"等词句。由于第十六师团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大量残兵败卒、俘虏和难民遭到了屠杀，在这个师团的主力部队，情况无疑也是相同的。
    当然，大量屠杀不仅仅是这个师团的所作所为。对此，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的部队史也这样写着："开进城内的日本军，都有敌军前来集体投降，一时难以处置，但这些前来投降的士兵后来下落不明，因而它作为战后南京的屠杀事件，引起世界各国传说纷纭，毁坏了我军具有传统的名誉，实为遗憾。"（大江志乃夫：《昭和的历史·3·天皇的军队》，第二六五至二六六页，小学馆版）顺便提一下，据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的宣誓供词，第十六师团指定进行扫荡的地区划定为"大平山（系太平门之误--洞富雄注）、上元门、下关和中山路"（《运速》，第三○九号，见洞富雄编前引资料1，第二四四页）。就是说，在城内，以中山东路、中山北路（通挹江门）为界的东北部；在城外，决定从太平门以西，到扬子江岸边的上元门和下关为止。第十六师团一中队队长岛田胜己曾经说过："战斗与屠杀，从其现象上看来大概相差无几。在进行殊死的攻防战过程中，其残酷的死亡情况与屠杀毫无二致。就其动机来说，如果错走一步，战斗也会变成屠杀......在这种战斗行动中，有时到处都发生不正当的杀戮行为，这从特别容易激昂的战场气氛来看，也可能是不得已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与屠杀事件》，载《人物往来专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日本战史的自白〕）。诚然，在激烈的战斗中也可能出现难以区别战斗与屠杀的情况。然而，关于日本军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岛田则闭口不谈。不管怎么说，第十六师团的"战斗行动"似乎是极端残酷的。当时陆军省人事局助理课员额田坦在其《回忆陆军省人事局长》一书中，据说有这样一段叙述："十三年元旦，笔者曾随从阿南人事局长在南京告知松井军司令官；据局长指责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慨叹武士道精神堕落了。"（前引《昭和的历史》3，第二六六页）扬子江上的惨剧据说，在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那天，不仅在扬子江岸边，而且在扬子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被日本军杀害了。这些情况，在上述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中也有记述。十二月十三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兵准备离开即将沦陷的南京城，渡江逃到北岸，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全都死亡。石川达三对当时的悲惨情景在《活着的士兵》中这样描写说："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前面就是江水，没有-艘可以渡江的船，陆地上也没有一条可逃的路。他们抓住了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广的长江，逃向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面游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军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军己在下关码头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漂流而下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活着的士兵》固然是一部小说，但作者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记者，曾在南京沦陷后不久进入南京城，因而肯定听到了当时日击者真实的亲身感受，并如实地作了记述。尽管如此，"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兵企图渡过扬子江而出现在江面上，这个数字颇难令人相信。我认为，被害的也不只是中国兵，南京市民也为数不少。关于出现在扬子江上的这幕惨剧，应征入伍参加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的二等兵赤星义雄在翌日--十四日因公去下关时，曾在那里看到过实际情景，他著书叙述如下：十二月十四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正好是到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中国人在山中挖了岩盘，开出了一条路，可以让一辆车子通过，大约每隔五十米的地方，置有大炮。据说，那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的袭击。当然，敌人已经无影无踪了。从那炮台上，俯视眼睛底下流动的扬子江，远远望见许多像是木棍似的东西在漂流。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扬子江岸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靠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个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上一艘仅可乘五十人左右的渡船，逃向对岸。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在他们的渡船驶抵对岸前，海军就放炮开枪，一齐射击。猛烈的枪炮扫射，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被击沉。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后来，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前引《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二十八至三十页）这一记述，看起来好像有些混乱。那是指：当时赤星站在扬子江岸边，属下头码头地区，但说中国军民遭受日本海军舰艇扫射的地方，却在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下关码头"。从《活着的士兵》一书引文中可以了解到，前一天在扬子江发生惨剧的地方，是在下关前面，然而据赤星所说，是在距下关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也有许多准备渡向对岸的南京市民遭到舰艇的扫射，落得了被害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十四日在下关前面的江西上看到的几万市民的尸体是从那边漂流过来的。据说，扬子江尸骨成堆，都埋在江边，怎么也不可能漂流到下游去。前面提到的、与赤星同属第六师团的高城守一，也于-个四日为补给粮草去下关粮仓。当时，他曾在下关江面上和岸边目击了当时的惨状，说是"非笔墨和言词所能形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理解程度"（前引《扬子江在哭泣》，第九十五页）。十二日，在渡江时已有很多人死亡。那时，下关还未受到日本军的攻击。直到十五日还留在南京的《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F.TillmanDurdin，一译都亭--译者）就十二日那天情况记载说："数千名中国兵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从江边马路旁用帆船渡过扬子江，但大多数人惊恐万状，溺死于江中。"（洞宫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2，第二九一页）第六师团的"战斗行动"前面提到的南京的汪良，曾就城东中山门外紫金山山麓和城南中华门外雨花台的屠杀行为这样说："此外，包围城墙的部队在紫金山山麓活埋了两千人，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至十页）。所谓日本军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也许，毋宁应该看作是战死的。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就这件事记述如下："在南京即将陷落时，我方在雨花合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了敌军扫射，哀声遍野，尸山高筑，血流过胫，一片惨状。"（《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三页）攻击雨花台的是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的左翼部队。另一方面，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绕道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该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其旧著《机密日俄战史》出版后所发表的《军情报告》（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对此军事行动，在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说："十日，第六师团命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十四日到达下关（南京北侧的码头）"（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九页）。这里所说的"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和"退却的敌纵队"中，无疑混杂了一般市民，他们是从南京城西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方面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了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日本军方面认为这种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战斗行为，但中国方面，认为它同在雨花台扫射一样，是集体屠杀。汪良曾就这些地带的市民被大量屠杀的问题，又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告诉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发生在下关上游的上新河地区的惨剧。他说：这里集中了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军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江水吞没（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五页）。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江东河的木桥上。据说：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都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向前涌来，也一个个落水，顷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军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
    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内逃出来的南京市民（前引书，第十四页）。城内扫荡的惨状正如大家通过前面的叙述所了解的那样，在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日本军在城外的"战斗行动"，带有极端的残酷性。不久，中国兵放弃了对城门的守卫，从城墙上消失了。此后，冲入城内的日本军在扫荡战中更为残酷。那才是坚决实施了名副其实的屠杀。"扫荡"是"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歼灭丧失斗志的残兵败卒。在城内，士兵与难民毫无区别。这种残酷而凄惨的"军事行动"，据说一直持续到十四日早晨。关于日本军开进南京城时的军事行动，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这样说：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有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过中央门三公里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进了这两条马路。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七至八页）。听了汪良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大概情况后，第二天，团员之一的山冈繁在汪良的陪同下访问了屠杀的现场，关于上面提到的"两条血路"，也听到了这样一种传闻："当时，从城外拥进来的十多万群众都挤在马路上。日本军冲入中华门后，看到有人走动就开枪，同时从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马路为尸体所掩没。第二天，坦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两条血路。据说，在这两条马路上，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难以计数。"（前引书，第十五至十六页）据汪良的说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实，从中山门开入城内的坦克，早在十三日夜就参与了扫荡战。第十六师团所属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财务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记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晚上八时，走进宿舍。为扫荡残敌，外面枪声、坦克声震耳欲聋。"（高崎隆治：《建立在沙滩上的幕后活动》，载本多胜一编：《笔杆子的阴谋》，第一四八页）"血路"，不像汪良所说的那样只有两条。《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本军）入城后第三天--十五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从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情景，并描述如下：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堪的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飞出在外，活像一幅今世的地狱图。我看到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至于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对铃木二郎这番目击者的谈话，山本七平持有异论，而笔者对山本论点的批判则在第二编第3节，希读者阅读。汪良的证词说，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国军民达数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有些夸张。但是，从日本方面的资料看来，未必如此。例如，第九师团的一部分联队是于十三日从城东的中山门入城的，在《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况》（昭和十三年一月，该师团参谋部编写）中，就其在城内的扫荡情况叙述如下："尔后，师团以右翼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了残兵败卒七千多"（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二三三页）。仅一个师团就获得了这样的"战果"。更何况，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再介绍一个人的谈话，他在日本军入城时进行扫荡战后，曾亲眼目睹了惊人的悲惨情景。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胜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天举行入城式前到达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后，在南京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佐佐木对这种情景是这样叙述的："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日本旧时的长度单位，一町约合109米--译者）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好像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二一六页）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就南京陷落后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况提供了如下证词：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杀害时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开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五百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南市和北部、东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十五页）。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Dr.M.S.Bates）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上述悲惨情景提供了如下证词：日本军入城后，几天内，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所知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的，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远速》，三十六号，前引书1，第四十九页）。贝茨、斯迈思（Dr.Lewis、S.C.Smythe）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知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而喻，他们是无辜惨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到杀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捕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到集体屠杀，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万二千这个小数目。关于被日本军杀害的残兵败卒和一般市民的数目，将在第6节还要谈到。《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采访消息，到十五日为止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区所发生的惨状这样说道："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内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被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总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前引书2，第二八三、二九四页）记者德丁说，在南京市的南部和西南部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数目大致相等的战斗人员被杀，可以认为，这是由中华门入城的第六师团和第十一师团进行扫荡战所造成的悲惨结果。第六师团的行动区域是通过中华门的南北向马路，西面至城墙，北面至安全区。但谷师团长却在南京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由于中华门附近已成为激战地区，在被告的部队入城时，居民已逃到别处避难。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我师团就在空房子里住宿。所以没有一个居民遭受我官兵的迫害"（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真相》，第二二六页）。其证词是说，在他所负责的地区内几乎看不到受迫害的对象--居民。就是说，在那里的市民生活中，没有混入"便衣兵"，因而自然不会搜捕残兵败卒了。然而，在松平鹰史编写第六师团所属大分第四十七联队的战史--《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却这样写道："该部队在占领南京时，以四眼井高地为中心，用主力部队彻底扫荡了穿便衣的残兵败卒"（第四○一页）。在熊木日日新闻社出版的《熊本兵团战史》（支那事变编）中也这样说，从十二日到十三日，在南京城墙上的战斗中，据说同四千名中国兵作战，对方死伤了一千五百名。这次战斗，包括了城内的"扫荡战"（第一二五页）。第三大杀俘虏、"便衣兵"和难民在中国首都南京所屠杀的中国人，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当了俘虏的官兵。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入城式，日本军为此而对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而混入在城内市民中间的残兵败卒（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扫荡。凡有士兵嫌疑的人，一个不留地都被抓了起来。他们与当了俘虏的中国兵一样，在城外遭列了残酷的集休屠杀。不仅如此，几万普通市民在日本军占领后不久，与俘虏一起同时遭到集体屠杀。在日本军持续不断地搜捕残兵败卒时，又有许多市民受到牵连而遭到屠杀。更有甚者，疯狂的日本兵处于毫无管束的状态之下，他们一个个地杀害市民，强奸妇女，破坏和烧毁房屋，并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掠夺，摆开了庆祝胜利的宴会。日本军对这些无奈的普通市民所施加的残暴行为，在下一节中详加叙述。第六十五联队屠杀俘虏一万五千前面已作过介绍，同于第十三师团的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曾在幕府山下俘虏了中国兵约一万五千人，不久，这些俘虏全被残酷杀害。要给一万五千名俘虏提供伙食，不消说，那是十分困难的。据前面提到的十六日南京发布的消息记载，横田记者告诉一个俘虏、教导队总参谋沈博施说："听说今晚能供应伙食。"当时沈参谋回答："深表感谢。只要能给我配备汽车和警卫员，我陪你们去富贵山炮台的地下室储藏几百袋大米的地方。如果搞来大米，不消说这里所有的人当然都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能提供给日本军。"但是，储藏在南京城内这座富贵山炮台内的几百袋大米，最后连一粒也没有装进沈参谋以及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的肚子里。可悲的是，日本军还借口无法提供给养，把俘虏全部枪杀了。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十一辑就刊载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的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屠杀这一大批俘虏的，也是第六十五联队。后来，这个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听到当时情况后，曾在前面提到的回忆录中这样说：屠杀事件从十五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这一天，有一长队俘虏穿过南京市区，向太平门走去。其教量多达二万人。......这就是白虎部队在南京入城时当作礼物带来的大量俘虏。俘虏队伍长得看不到头，而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死亡。甚至连被称为"精锐的白虎队"也屠杀其俘虏，这难道是白虎部队的过错吗？是所谓富有人情味的部队长两角大佐的意图吗？抑或是师团长即萩洲部队长萩洲立兵中将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吗？军司令部曾向中央（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的训电是："好好谋划！"这一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一再请示后，发来的训电也是"研究后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军司令部负责处理！"军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暖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易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城内，日本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至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而且，日本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只有杀掉二万俘虏。不过，据说两角大佐毕竟表示了反对。他原来想，为我方抓来的俘虏，解除其武装后予以释放，让他们回乡。他这一内心想法是正常的，但其主张未能实现。他虽说是部队长，但只是一个联队长而已。再说，无论哪一个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是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结果，什么都干了（《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三九八号）。秦贤助认为，两角部队屠杀俘虏是在十五日晚上，这个时间也许有二、三天出入。这是因为，前面提列的横田记者于十六日拍电报发出的消息，假定是在前一天所写的，可以想见，两角部队抓到的大批俘虏在幕府山附近至少呆到十五日。我在过去写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估计一万五千名中国兵是在十六日晚上被杀害的，现在看来，事情发生在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或者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八日晚上。当时，俘虏穿过城内，出太平门，朝扬子江岸边走去，由此看来，屠杀俘虏的地方估计是在草鞋峡--靠近下关东北方向，与长长的江岸相连。在秦贤助的回忆录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关于对二万俘虏的处置问题。据说军司令部曾再三请示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而中央态度暖昧，每次都命令"处理"。然而，我认为军司令部就处置俘虏问题请示中央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误传。可以认为，军部就处置俘虏问题早己下达了命令，说是要全部"处置掉"（杀掉）。下级无视上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论干什么事情，军司令部似乎本来就无意尊重中央的指令。更何况第十三师团所属上海派遣军有像长勇那样的参谋，他曾放肆地说过，屠杀三十万俘虏是他独断下令干的。这些情况，我想在后面逐步加以叙述。关于第六十五联队屠杀俘虏的事件，铃木明采访尚活着的有关人员，写了长篇报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点。关于铃木明的论点，本书将在第二编里作详细的批判，这里只是简单提一笔。关于发生上述事件的时间，也将在那里谈到。扬子江边每晚大屠杀在扬子江岸边的草鞋峡和下关，日本军的屠杀行为好像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同十七日或十八日屠杀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的情况相似。关于这些屠杀行为，我们听到了许多证词。其中，内容有重复的，死亡的人数似乎也有夸张之处，但还是对有关资料作一概略介绍。在扬子江岸边对俘虏进行大屠杀，看来是从十五日晚上开始的。在这天晚上，有几千名中国人排成不见其尾的长长的队伍，路过《东京朝日新闻》设在大方巷的分社前面的马路，被押赴屠杀场所。该报社随军记者尾随着队伍来到下关，目睹了在那里所发生的大修剧。今井就黎明时在扬子江畔看到的凄惨情景叙述如下：码头上到处都是尸体，一片黑黝黝的，堆积如山。约有五十个乃至一百个人影在尸体中间蠕动，他们转来转去地拖着尸体，把尸体丢入江中。尚未断气的人在呻吟着，鲜血在滴沥，手脚抽搐着，像哑剧那样，一片寂静。这个惨象在对岸隐约可见。码头上到处都是血水，道路化为泥泞。血水在月光下映出一片微弱的光亮。过不多久，"苦力们"完成了工作，在岸边排成一行。哒！哒！哒！一阵机枪声。只见他们仰面朝天，翻身扑地，腾空跃起，都一起跌入江中，就此了结。当时在场的军官曾点过死亡的人数，说是"约有二万名左右"（《南京城内的大屠杀》，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发行的《文艺春秋特辑》）。关于十五日那天在下关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我不了解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说不定今井把目击事件的时间记错了一天。就是说，事件的发生是在十六日。这一点姑且存疑。关于今井正刚所写的手记，铃木明已对它的可靠程度作了辛辣的批评。对于铃木明的这一论点，我将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六四页以下）提出详尽的反驳意见，希阅读。以熊本第六师团的随军记者身份而进入南京城的《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五岛广作（随军时在熊本分社工作），对《东京朝日新闻》随军特派记者今井正刚撰写的正文所引记录，以《六师团的"南京惨杀事件真相"毫无事实根据》（载《熊本广播》，一九六六年八、九、十一号）这一论稿形式，作了这样的批判："今井君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是根据'似乎发生过'或'无疑发生过'的传闻，用推理小说的手法虚构事实，凭兴趣出发写出来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和日本各大学开设新闻讲座，今井的文章在大众传播原理和编辑论这些学科的教材中已成为造谣惑众的典型事例。与有名的'伊藤律访问记'一样，同是巧妙地进行虚构报道的典型。关于报道南京入城式的著名文章，像事先考虑的原稿那样，其胡说八道也不亚于'伊藤律访问记'，对此，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室也感到惊讶。"五岛也把今井指责为“急于在特殊报道上立功的蛊惑人心的记者”。诚然，五岛在文中所说的关于报道南京入城式的那篇事先考虑的原稿，是今井根据时间安排，在前一天写好后拍电报给总社的“虚构报道”。此事，今井本人也打过招呼，总社理应知道是“虚构报道”。新闻记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写些像是真有其事的事先考虑的报道和预作推测的消息，这对五岛来说自然也是十分了解的。发表关于南京入城式的虚构报道，这一点，《东京日日新闻》南京分社无疑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如果把今井的报送视为虚构报道的典型事例，那是考虑到对南京入城式的报道方式问题。关于屠杀事件的报道，是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不是新闻消息，因而说它是“虚构报道”有些可笑。如果一定要说它是“虚构文章”，那末，既然它所写的是总社所公认的“虚构报道”，是否可以认为用回忆录方式所写的报道也是“虚构文章”？新闻研究所的教授们也并不会像五岛所说的那样，断定今井关于屠杀事件的报道是“虚构文章”吧！下面，就十二月十六日在扬子江岸边所发生的各起事件，列举一些有关资料。首先是中国人鲁甦（发生事件时在警察署工作）的证词，他的证词收于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报告（检证一七○二）中。敌军入城后，将准备退却的国军和男女老少难民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个村庄里，断水断粮。冻死饿死者颇多。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夜间，日本军用铅丝将幸存者两个两个捆在一起，排列成四行，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对这些人进行扫射，又用刺刀乱戳，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化。烧后，把尸骸一个个都扔入扬子江中（《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一页）。
    据说，鲁甦在巷战时因中炮弹受伤，躲在幕府山附近的上元门大茅洞里，他在“咫尺之远”看到当时凄惨的情景，因而可以说是“目睹这一惨剧的见证人”。根据他的证词，除了在幕府山下当了俘虏的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个退却的士兵外，还有多达四倍于此的军民被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几个村庄里。十六日夜间，他们被机枪扫射，全都死去。但是，将总数定为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有什么资料根据呢？我也觉得有些可疑。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也认为，当时关在幕府山附近几个村庄里的男女老少有五、六万人（《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第一四三页）。十六日这一发生事件的时间，有的记录则说是十八日。南京国防部战犯审判法庭在对“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中将进行判决时这样说：“同月十八日夜间，复将我被囚幕府山之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以铅丝扎捆，驱集至下关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戮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被屠杀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可以推测，判决这起事件的根据，很明显是基于上述鲁姓的证词，但把据查于十二月十六日发生的事件，在判决中改成十八日，这也许有什么根据，暂且注意时间上的差异。根据梁廷芳大尉（一九四六年）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四三），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当他改穿便衣后躲藏在国际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时，日本军命令他们去下关，同时强行拉走五千个人左右，组成了长达四分之三英里的队伍，他险些被杀。到十一时左古，枪杀已持续了四个小时，他避开日本兵的视线，和朋友一起跳入扬子江，隐藏在崖下，后来才得救。梁大尉对当时的枪杀情况作证说：“我们到达那里时，在江（扬子江。——洞富雄注）边附近排成一行，两边和前面都有日本兵和机枪，机枪口对准了一排人。还有两辆卡车，车上装有粗绳，大家五个人一组，倒背着手被绳子捆绑起来。我还亲眼看到，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先被日本人的步枪射中，后被扔入江中。在那里，包括乘轿车的军官和其他军官在内，约有八百个日本人。”从下午七时开始进行枪杀，据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二时（《远速》，四十三号，前引书1，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梁廷芳的宣誓口述，没有讲明日本军从安全区的哪一个收容所里带走五千名中国军民，也未明确说屠杀的地方只是在下关。然而，根据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谷中将的判决，指出该收容所是华侨招待所，屠杀的地方是在下关中山码头，并知道，同梁廷芳一起逃跑的友人是白增荣。在梁廷芳的宣誓口述里，既未讲清楚五千个人全部是难民，也未讲清楚他们同在一个收容所里，但在判决书中，把他们都说成是华侨招待所——收容所里的难民。可是，根据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南京安全区难民收容所一览表》里的记载，在华侨招待所里收容了二千五百个家属（前引书2，第一三一页）。所说的五千个人，不啻是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的人，也许是从安全区内几个收容所里强行拉上的残兵败卒及其嫌疑分子，再加上从别处强行拉来的俘虏等的总数。梁廷芳和白增荣可能是偶尔躲到其中一个难民收容所即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里的残兵败卒。当时有个日本人亲眼看到许多人，估计是残兵败卒的队伍被押往屠杀的地方。这一点，后面将作详细介绍。他听说，那些残兵败卒是“一网打尽的，说有三批”。所谓三批，大概是意味着从三个收容所里抓来的。※※※南京杂货零售商人尚德义，也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在下关集体屠杀中，他是幸存者。据他陈述，他住在安全区的上海路华新巷一号。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和哥哥、堂兄以及姓名不详的邻居五人都被属于小岛部队的日本兵逮捕，押往下关，那时他们看到那里已有一千名以上普通男子，大约队下午四时起，日本兵开始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一页）。※※※关于在下关的集体屠杀，虽时间不清楚，但中国方面提供了几个人的证词。当时，孙永成是南京的粮商，曾被驻在下关车站附进的日本军营房里的伙夫抓去劳动。他说，他在此期间亲眼看到在营房附近的堤坝上约有一万名中国人被枪杀，然后被抛入江中（检证一七一八。《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三○页）。在下关和草鞋峡交界处有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和记洋行——大型肉类禽蛋加工厂。一九六五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团员们曾听汪良说，当时有数千名中国人在该工厂避难，被日本军发觉后，全遭杀害（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这些难民或许被当作便衣兵或公务员而遭杀害的吧。关于屠杀避难于和记洋行的军民一事，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准备的证据——《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居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以及南京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的实际情况以检证一七二八。此书面证据未向法庭提出）——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和记洋行工厂里有数千名、在宝塔桥有数百名当地居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当了俘虏。他们被关入煤炭港的仓库里，门锁得紧紧的。日本兵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并把煤油浇在尸体上，点火焚烧。他们对在下关老虎山被解除武装后的数千名中国兵也采取了同样手段。”（前引资料集1，第三八五至三八六页）对于在下关北边煤炭港（其北边是宝塔桥，靠宝塔桥的江边是和记洋行）里发生的大屠杀情况，曾于一九七一年夏为调查南京事件而访问该地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也直接从险遭枪杀的陈德贵（五十三岁）那里听到过。据本多说，在煤炭港被屠杀的难民，是收容在和记洋行的市民，他们原以为那一带是英租界，可能日本军不会进入，因而才去那里避难。但收容在那里的数千个居民中，有二千名青壮年男子被抓走，并在附近的煤炭港遭杀害。那天晚上，也有许多留在难民区的年轻妇女被强行拉走（《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四三至二五一页）。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方面关于收容在宝塔桥难民区的人数和被害者的人数，似乎说法不一。马吉牧师（一译马骥、梅奇——译者）（Rev.JohnGillespieMagee）（？）在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情况说：在扬子江岸边有二万难民，他们要求前往城内的安全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参照本书第一○三页）。※※※最后，介绍一下亲自下令屠杀集中在下关的数千名中国兵的当事人的手记。十二月二十一日，当时担任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一文中，就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的情况记述如下：“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继续不听命令的残兵败卒。在下关予以处决者达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五页）。这难道不是一次就枪杀了数千名散兵吗？这一记录特别引人注目。日本人对十六日大屠杀的证词上面所述是中国方面就发生在扬子江畔下关和草鞋峡的大量屠杀事件所提供的证词。应当认为，这些证词中也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所讲的死亡人数。颇有夸大之处。关于十六H晚在扬子江岸边发生的严重惨剧，日本方面也有两、三个证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著者佐佐木元胜，他是在十六日下午进入南京的。他在这一天所记日记的最后部分写道（〔〕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复的）：回到中山门附近的邮局后，天已漆黑。山森事务官和梅森书记向不愿意开车的司机兵塞了一些钱，要他朝下关的邮局驶去〔夜已很深，这辆卡车的司机兵忽地回来了，说是下关情况严重〕。那天晚上，在下关邮局〔停车场附近。——洞富雄注〕附近的江边，响起了激烈的扫射残兵败卒的机枪声。航行在江上的驱逐舰点着了凄凉的灯，用机枪扫射企图在浊流中逃跑的人（上册，第二一七页）。佐佐木从下关的中国邮局回中山门附近野战邮局，大概途经中山北路附近时，看到有大批残兵败卒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其悲惨的情景，他描绘如下；“大批苦力连续不断地走在黑暗的马路上，他们在荷枪实弹，并装上了刺刀的士兵带领下，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他们就是俘虏。我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那带队的士兵，据他说这些俘虏都是换上了便衣的士兵，已被一网打尽，共有三批。很多人佩有日本臂章。有的背负卷起的灰色毯子，腰挂饭碗。有的为了不使自己掉队，正急匆匆地赶路，他们三人一排，手挽着手，吵吵闹闹，犹如野游般地走着。有谁稍许走慢一点，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士兵的毒打。其中有十五、六个人，看起来像是勤杂工。皎洁的月亮当空升起，今夜如此一大群的俘虏可谓是空前的了。啊，亡国的悲惨！”（上册，第二一七页）佐佐木全然没有说明他们去何处，这些俘虏恐怕是被带到下关——屠杀的地方——去的吧。这天，佐佐木也在南京市东部麒麟门附近看到了大批俘虏，他写道；“在麒麟门稍许前面一点，靠右手的工路试验所（原文如此——译者）广场上，蹲着许多穿青灰色衣服的、看上去像是苦力模样的人。那是解除了武装的四千名中国兵。在路旁也有很多中国兵。他们瞪着眼睛，流露出可怕的目光。在储集弹药的马群镇，日本军对两百名残兵败卒进行了扫荡”（上册，第二一五页）。第二天，十七日，佐佐木在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后，在归途中又看到了大批俘虏的队伍，对此，他只是简单地写道：“在中山门前又遇到了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兵。这是〔七千二百名左右〕大批乞食者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可怜。”（〔〕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复的。第二二○页）佐佐木一个人仅就十六、十七日两天所见的情况，认为被押赴遭屠杀的俘虏，似乎也有一万五千名以上（十六日在城内所见的散兵，少则也有四千名），对俘虏的屠杀是惊人的。佐佐木关于屠杀中国兵问题所提供的证词，是根据传闻。另一个是目击十六日发生惨剧后的现场的随军记者（同盟通讯社）的证词。这个证词，如说它是传闻也可以。松本重治在其《上海时代》一书中记述了不久前从三位原来的同事那里听到的情况。他的同事曾以随军记者身份，在南京攻陷后即为采访消息而在南京呆了几天。他说：三个人都说，自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七日所直接看到的，首先是从下关到草鞋峡，一路上沿江边一带都是焚烧过的尸体，约有两、三千具。大概是经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烧死的……三个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似乎不存在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又说，死于非战斗的情况下的，大概是一、两万人（下卷，第二五一至二五二页）。上述同盟通汛社的三个记者之一前田雄二，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在战争的浪潮中——从华中到法属印度支那》。他就十六日那天的屠杀情况，这样说：这一夜（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们在野战分局再次举行庆祝宴会。席间，深泽干藏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深泽曾在傍晚独自一人去下关看看，得知就在下关长江下游有许多尸体，堆积如山。他走去一看，那堆积如山的尸体绵延很长距离。据说，警备兵如发现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在动的话就立即把他们杀死。第二天早晨，我和两、三个朋友驱车外出。途经挹江门，看到所有尸体都已被清除掉，因此没有穿过地狱之门的恐惧感觉。驶过下关，的确像深泽所说的那样，在扬子江岸边的马路上，大批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绵延很长距离。这些尸体像是被浇上了汽油，用火焚烧过的。“好像是用机枪干的，”被川说，“而且好多啊！”尸体超过了一千，也许有二千具，是一支部队士兵的尸体。我们目瞪口呆了。无论说尸体堵塞了挹江门，还是说在该扬子江岸边死亡的部队士兵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回到城内，我们试着向警备队的参谋打听。他的说明是；为数不多的日本部队在护送大批投降的部队时，途中反遭袭击，因而歼灭了他们（第一二○至一二一页）。深泽记者说，他在十七日傍晚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的还在动，这也像松本重治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第二天即十八日，前田记者等人外出后所目击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也许与深泽记者所见到的情况有出入。自十三日起，日本军在扬子江岸边几乎每天都进行大屠杀，可以认为日本军在十七日晚上同样也进行了大屠杀。从下关到草鞋峡，在漫长的扬子江岸边，肯定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总之，我认为深泽和前田只是看到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十八日那天在扬子江岸边堆积如山的被屠杀者的尸体，果真仅如前田所看到的那样，那末，我在前面介绍的几个证词所说的情况可能多半是虚构的。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同盟通讯社的记者们说：“在非战斗的情况下死亡的，大概是一、两万人。”对这种说法，将在后面进行批判。扬子江畔的悲惨情景在下关草鞋峡，有许多遭集体屠杀的中国军民的尸体被残忍地丢入了扬子江。到底有几千几万具尸体难以统计。但是在现场，还有大批尸体丢弃在那里。扬子江岸边尸体成堆，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简直像今世的人间地狱。佐佐木元胜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迁到那里来。他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况，描绘如下：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以外，还有多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冲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大地震时，看到了在本所（本所，日本东京市区内的一个地名，低洼地——译者）的绿町河岸堆积着许多死尸，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了。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浇上了煤油后被焚烧〕烧得焦黑。包有草席的酒桶被卸在旁边，堆积如山，像庆祝胜利似地。军队站在上面放哨。这个场面是战胜国与亡国的强烈对比（前引书，上册，第二二二页）。大屠杀看来大多是通过机枪扫射来进行的，但似乎有时甚至也使用了毒气。从镇江出发沿着扬子江南岸向前进攻的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属下）有个辎重兵，他说，“在南京城内还发生过更为严重的几件事”，“非常出名，但由于我未曾亲眼见到”，所以“不想说”。然而，当部队离开南京而要开赴安徽省时，曾集结在下关（南京码头地区），由于要渡江到对岸浦口，他们便在那里等候轮流渡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日本士兵在那里看到了悲惨的情景，他说：更有甚者，我曾目睹了堆积在一个地方的数千名中国军正规部队士兵的尸体。在此之前以及以后，我从未看到这么多正规部队的战死者的尸体。他们死得十分奇特。看上去，他们没有外伤，其次倒下的位置像是正好爬到下关的土堤下，待精疲力竭后才断了气的。也就是说，他们想朝长江方向逃去，然而这种逃离的方向是不符合常情的。因此，只能这样推测，他们不是为了逃跑才爬到江里去，而是要到江里饮水。“那不是瓦斯中毒吗？”我们互相议论着。“是啊，是这样的。”大伙几乎都同意这种看法（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惨遭屠杀后的尸体成堆，但除此以外，还不知有多少尸骸当场被丢入扬子江里。日本军之所以要选择扬子江岸边作为进行集体屠杀的地方，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把尸体葬入于扬子江中。※※※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一百十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我正当这样认为的时候，却在前年，看到第一个研究战争文学的高崎隆治发表在未来社机关杂志《未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从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诗人西条八十所写的见闻里有关于其目击到日本军进行令人厌恶的大屠杀后遗留下来的现场。西条受读卖新闻社派遣专事参观十二月十七日举行的“南京入城式”。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的《谈话》临时增刊——《支那事变一年史》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盛大的南京入城式》一文，其中有一节叙述如下：我们乘的驱逐舰“H——”驶抵南京下关码头时，已是深夜了。至翌晨九时，我们才获准上岸。很早起床的人都说是听到对岸激烈的枪声，遥见火焰冲天。看来，在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前，为了清除马路上的尸体和扫荡残敌，士兵们好像忙了一个通宵。我们乘小艇先来到傍靠在栈桥边的军舰“A——”（中略）。我边想着边举杯喝茶，一面透过船窗望着早晨的长江。宽阔的江面，江水像隅田川（隅田川，经东京都市街地东部而流入东京湾的一条河流——译者）那样混浊，但没有看到浮尸。不过，一片油腻的东西漂浮在江面上，闪闪发光。从未见过的黑色水鸟在军舰附近江面上，时而浮起，时而沉下水。我顺着舷梯下了军舰，上岸（中略）。我出去一看，见码头斜对面有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我心想：“已渐渐开始啦。”我一直往前跑去，来到宽阔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杨树覆盖的林荫道，参加阅兵式的军队在不断地行进着。他们首先要穿过阴暗的挹江门。那里，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铁门背后，堆起丁敌人的沙袋，像扬子江岸边装来的草包那样，沙袋集中在一起。从这一带开始，一路上，看到横躺着很多穿着当地居民衣服的中国兵尸体以及死去的军马。对于文中所说“已渐渐开始啦”这句话，高崎解释说，西条八十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后慨然地说“已渐渐开始啦”，这无疑意味着屠杀俘虏。这只能认为是西条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断预料到将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西条八十从谁那里听说到即将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屠杀决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谓“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说是出自于日本军队本质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残忍的屠杀。在上述见闻中，还谈到了在举行入城式的当天，即在十七日凌晨，下关地区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西条八十把这一射击的情况说是“扫荡残敌”，其实，那是集体屠杀俘虏。在南京城内集体处决中国军民集体处决中国军民的地方，不仅仅是在扬子江岸边的下关和草鞋峡。它遍于南京城内外各地，如果看一看后面列表介绍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哩情况，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合起来，城内有九千三百四十一具，城外有十四万六千零四十八具。就城内的情况来说，可以肯定，除上述数字外，还有不少尸体已为军队自己或市民所掩埋。自然，在这些被掩埋的尸体中，包括许多阵亡者。下面就城内外（扬子江畔除外）被集体屠杀的情况，列举几个例子。新岛淳良从南京涉外人员中听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城南光华门逃出来后为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慈善团体所收容的一万七千名难民，在那里被就地枪杀（《夺去三十万生命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号）。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也有难民集结所，说是那里收容了二万人（参照本书第一○三页），那或许就是新岛听说的收容所，但我现在已无法查明。※※※在城西，集体屠杀的情况有如下几个例子。南京粮商伍长德曾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在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一一九）中，概括地作证如下：“我当时担任警官，南京陷落后，我和三百名警官一起，把全部武器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然后走进当时作为难民收容所的司法部房子里，那里也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兵来到司法部，要把收容在这里的全部难民带到西大门去。我们一到门口，日本兵就将我们推出门外，每批一百多个人，共分十六批，依次进行枪杀。我想逃跑，便在机枪即将扫射前趴在地上。正当此时，我背后吃了一刺刀，但由于不是致命伤，我假装死去，才得以幸存。”（《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此外，证人伍长德在南京地方法院也对此作证，他的证词收入在先前提到的该法院检察官的报告（检证一七○二）中，他在证词中的陈述是：在汉中门现场，惨遭杀害的人达二千多名（在法庭上宣读时，由于此处省略未读，因而未在速记的记录中记下来，现根据誉写的原资料补上）。所谓西大门，恐怕就是石城门的俗称。石城门，也叫汉西门（今汉中门——译者）。汉中门是在民国二十年新辟汉中路时设置的，在汉西门的北部，相距很近。所以，叫西大门（汉西门）外也好，叫汉中门外也好，这一带就在莫愁湖畔，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可见，伍长德的证词似乎有某些错误。事件不是发生在十五日，而是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被强行拉走的警官，在数字上也有出入。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十八日向日本大使馆提交的文件，说是早在十四日已从司法部这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了两、三百个残兵败卒，然而至十六日，强行拉走了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和四十五名志愿警官（并非三百名警官），并从这最高法院的收容所里也强行拉走了四十名穿制服的军官。
    当时，同时从上述两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后被处决的，好像还有全部难民。附在上述文件中的、关于十七日那天的难民收容所一览表，其中所记这些收容所的难民数都是零（前引书2，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估计是该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在给其住在上海的妻子的一封密信中，对此情况记述如下：午饭时，住宅委员助理里格斯（CharlesH.Riggs，一译李格斯、林查理——译者）悲痛欲绝地过来了。日本军把法学院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他们的命运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的民警也被拉走了五十名。里格斯虽提出抗议，但遭到了士兵们的粗暴对待，还被军官们打了两布。难民都经过全身检查，看看有没有带钱，凡是藏在身边的东西，不论什么，有时甚至连剩下的一条被褥之类的东西也被抢走。下午四时，职员们正在开会时，听到附近传来行刑班的枪声。这一天的恐怖情景，对可怜的难民或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法形容的（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马吉牧师（？）又在信中写道，十五日晚，日本军从安全区内的一个收存所里强行拉走一千三百名难民，不知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处决了。对此，将在后面（第一二四页以后）连同有关资料一并介绍。关于在汉西门外或汉中门外进行大量处决的情况，前面提到的汪良曾说过；“在汉两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枪杀，他们都是被日本军从城内带出来的。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见证人殷有余先生”（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新岛淳良也听说：“数万人分几次被埋入土中后窒息而死。当时幸存下来的伍长德先生，后来在东京审判时站在证人席上”（前引稿）。这里也出现了伍长德这个名字，只要是他的证词，也许得相信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中所说的情况，但又与汪良说的话有出入，因而关于数万人被害这个数字，从现在南京涉外人员所告知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认为稍许有点夸大。尽管这样，在西门外的屠杀是相当残酷的，这从贝茨博士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所写的手记里看到这样的文字而得知。贝茨博士写道：“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丢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页）关于西门外的大屠杀情况，日本人也提供了一个证词。日本广播协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了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西门外，有三十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新岛又报告了这样一个传闻：“现在建立五台山体育场的地方，当时系一片荒地，在那里有一万名市民被枪杀了。”五台山位于安全区范围内。在难民收容所里听得见枪声的地方，抓来的便衣兵变成了牺牲品，许多普通老百姓被枪杀。这些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中也可见到许多，但这次被枪杀的人有一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是夸大的。※※※关于南京的集体屠杀问题，我大约在十年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那是通过守山义雄的记录了解到的。守山义雄和今井正刚一样，当时以《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身份，在发生事件时在场。德国哲学研究工作者樤原正瑛曾听到过守山义雄的谈话，他在发表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一篇文章里，作了如下叙述：在战争期间，我以留学生身份逗留在德国，当时，守山义雄（已故）任朝日新闻社柏林分社社长，我曾从他那里听到日本军开进南京后发生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守山是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亲眼看到那些事实的。据说，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从城墙上投下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长靴几乎没没在血海之中。据悉，对此惨无人道的行为，甚至还必须以“皇军”、“圣战”之类的谎言来进行报道。守山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感到绝望，并苦恼了好几天，想折断笔返回日本（《西方有纳粹主义，东方有军国主义》，载《日中文化交流》，一五七号）。根据上述传闻，这以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主的三万数千名中国人是从城内逃向郊区避难的市民呢，还是郊区村庄的居民，情况都不清楚。但他们被赶入城墙内后全被枪杀。这起事件实在是令人可怕。如果正像樤原所听到的那样，这种大屠杀在城内一处发生的话，其屠杀的地方估计是在太平门——位于空旷且向东南突出之地——或中山门附近。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认为，这些被害者是住在紫金山后面和幕府山前面的居民，或者是在该地区避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从太平门被赶入城内的。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这一带三万多名中国民众被集体屠杀事件没有提出证据。为什么就这起事件提供情况的人，除提供间接证词的守山外，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们觉得奇怪。守山的谈话是关键的，但他已离开人世，因而现在无法质疑，令人遗憾。虽不能确切池说明，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这起事件的有关资料，这或许是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种误传。在此，我们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五万七千余军民在扬子江岸边遭到枪杀。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事件是发生在离太平门外不远的地方，但似乎被误传为发生在太平门内了。然而，即使没有旁证，还是应该认为，它像修原所听到的那样，事件的发生也许实有其事。那是因为，尽管这是三十年后作的笔记，但却是在直接听了参与屠杀的人谈实际体会后写出来的。尽管如此，应当认为三万数千名被害者并非全是无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虏，而且三万数千名被害者这个数字也有问题。※※※从传闻中可以认为，事件是发生在太平门、中山门之间城墙里面的空地上。对可怕的大屠杀的事实已经作了介绍的还有一个人，即《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他亲眼见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军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曾对俘虏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是在南京陷落时入城的，他在城内呆了四天，目击了日本军的许多残酷屠杀的行为。对于上述发生的惨剧，他说；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刺刀刺落到城外。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在向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今迎宾馆）把我错当成是中国人〕企图刺杀我的一副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跌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对于铃木这份手记，山本七平提出了恶意的批评。对此，我代铃木作详细回答。关于在中山门附近屠杀俘虏的问题，有一个士兵在他写的信中也提到了这起事件的目击情况，这封信被收录在数年前岐阜县郡上郡白鸟町教育委员会出版的《白鸟町阵亡者的信》中。我认为，这封信与前面介绍的担架兵外贺关次的日记一样，应作为同时代的资料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封信估计是在第十六师团当辎重兵的已故仲（左火右田）靖七写给他的弟弟的，发信时间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信中这样写道：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铁门，堆积了数千袋土包，六八（原信如此）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并头池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国高级官员。这好像是九师团干的（第二○八页）。随着攻打南京面发生的对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屠杀，至十二月中旬大体上结束。但是，这些俘虏属于什么性质，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在翌年四、五月间，南京还在处决这些俘虏，有人目击了这些情况（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六十二页）。※※※这里，根据高崎隆治所编近作《非战之歌》，介绍两首诗，诗中歌颂了在南京攻陷战中死亡的中国军民。眼前尸体堆积如山，二万生命遭难，毛骨悚然。这首诗的作者是三田零人，该诗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号的《短歌研究》上（第七十八页）。他目击了枕藉在那里的二万余具尸体，他们是在日本装甲部队——曾痛击丢下武器后溃逃的大兵团——的机枪扫射下被歼灭的呢，还是日本军对毫无抵抗的俘虏和残兵败卒进行大屠杀？高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即使是死于前一种情况，这在中国方面来说，也理解为是“屠杀”。不管死于什么情况，它可以看作为大屠杀的一个例子。另一首诗，是当时的南京宪兵队崛川静夫所写：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这首诗收于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这部诗集里（第七十九页）。高崎就这首诗说：“认为只要未在南京投掷原子弹，就不可能有‘八万’死者等，这是对屠杀的否定，他们说这位宪兵大尉与大宅壮一一样，也是‘撒谎’。如果说他是‘撒谎’的话，那只是他把实际的数字估计得过低而已。”长勇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俘虏三十万前面介绍了集体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各方面资料，现在必须谈一谈曾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三十万名俘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长勇中佐（翌年升任大佐），他在占领南京时，是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兼任华中方面军参谋。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隆吉大佐（在事件发生时任关东军参谋，中佐）曾听长勇这样说过。田中在他战后写的《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一文中，谈到了这些情况。文章稍许长了一点，却是个重要的证词，因此将有关部分全部引录如下：昭和十三年四月初，当时我担任朝鲜罗南的山炮二十五联队长。一天，由于三月发生人事调动，在成兴的步兵七十四联队长长勇大佐来看我。他来罗南，是为列席师团司令部例行召开的团队长会议。长勇是我的同事，曾在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里和我一起工作过，相互熟悉。他实际上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个赫赫有名的无比蛮横的人。他的性格却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豪放，对世间的毁誉褒贬极为敏感，颇有强烈的功名心。他最大的缺点是不管正确与否，总自以为是，什么样的恶毒手段都施得出来，毫不反省自己，是个行动家。长勇对我总要让一步，主要是他在年轻时曾迷恋于女色，我曾帮了他一把。还有，我的腕力也远比他强。用此，他不大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团队长会议连续召开了三天。在会议期间，长勇住在我的官员住宅里，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在这段时间，从他口里听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那就是震撼世界的、在南京附近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真相。有一天，他对我说：“在攻打南京时，我在朝香官指挥的兵团里任情报主任参谋。我军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经艰苦奋战后逐渐取得胜利，转向进攻，向镇江附近挺进。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军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在事变开始时，我很高兴，认为对在通州杀害日本人事件进行报复的时机到来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不能说全都被杀掉。我相信，我不仅由此对通州的屠杀进行了报复，而且得以告慰已牺牲的无辜在天之灵。”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并认为长勇所说的话是长勇在胡言乱语，对此并不相信。停战后，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而且试对如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的问题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不得不肯定长勇在朝鲜罗南说的话是真实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屠杀，如果不是在军队的统一指挥下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进行。此外，友军柳川平助的兵团并没有任何屠杀行为，这就证实了长勇谈话的真实性。长勇是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二年夏天，他来上海看我。我当时任公使馆武官。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谈起了屠杀事件的情况，同时”他以法国大革命中马拉[1]和丹东[2]自诩。我认为，长勇是个极端爱耍花招的人，另一方面又十分残暴，在性格上，同马拉、丹东等人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事实。对镇江附近的俘虏所进行的善后处置，即使人数是大量的，如果冷静对待，也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没收他们的武器，释放回乡。因为战场是中国的领土，这样做非常容易。可是，长男十分残酷，他借口要对通州事件进行报复，以致进行大量屠杀。尝过一次血味的人，只把杀人当作家常便饭，往往与猛兽没有两样。这些官兵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他们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总之，当时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事件，是长勇一个人独断独行引起的悲剧（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页）就是这样，田中隆吉大约在事件发生后四个月，从长勇大佐那里亲耳听到屠杀三十万俘虏之事。诚然，长勇大佐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是异乎寻常的，可以认为，这些事，他是做得出来的。然而，尽管他多么反常，能相信一个微不足道的参谋可以不通过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随便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向所属师团长下令全部枪杀俘虏吗？他胆敢这样说，也许是企图把屠杀俘虏的责任由自己一人承担下来吧。不管怎样，以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屠杀俘虏的命令，我想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田中隆吉听长勇讲，长勇自己独断独行地发布军令，要属下大量屠杀在镇江附近被俘虏的中国兵。田中隆吉说，当时他把这看作为是长勇惯常所说的大话，并不在意，但在战后通过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后，不得不肯定长勇的话是真实的。而且，他断定，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的那些官兵，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事件。这样看来，田中似乎在战后才知道许多中国兵早在南京陷落前当了俘虏并被屠杀的事实。尽管如此，我认为屠杀三十万俘虏是过分夸大了。而且大量俘虏出现在镇江附近，似乎也不符合事实。这恐怕是团中听错的。在南京陷落前的大量俘虏被杀情况，主要在下面介绍，一般认为屠杀发生在乌龙山以西、南京城内各处、扬子江沿岸各地。关于长勇大佐的谈话和田中大佐之“柳川兵团”云云，希参照第7节（第二二六至二二七页）的记述。在东京审判时未曾提出的大屠杀事件那时，在作为一个行政区的南京市内，离南京城很远的地方，也曾发生了几次大屠杀事件，具体时间不清楚。中国方面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过此事。我对真相不明，但对这些事件的传闻情况，为方便起见，介绍如下。在南京市的东北部有座乌龙山。该山坐落扬子江江畔，山下设有炮台。炮台于十二月十三日为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所占领。山田支队以前面提到的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和山炮兵一大队为基干，是由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指挥的一支部队。据说，可能是在占领炮台后不久，在面对扬子江的乌龙山麓，曾发生了屠杀事件。该事件在日本方面有所传闻，却未从中国方面听到与此有关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是由“负责清理数万具被杀于乌龙山麓的尸体”的山田支队一个辎重兵（三十三岁）提供的，他就事件所说的详细谈话，收录在藤原审尔编辑的《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一九五七年四月，春阳堂出版）一书中，题目是《众所周知》。这是一篇匿名文章，似乎多少经过藤原加工。这里，有关对尸体处理问题感到棘手而擅自停止处理工作的长篇记述一概从略，仅就记述屠杀情况部分，引录如下：去什么地方？目的是什么？一概不得而知，就这样走了两里路左右，突然被带到乌龙山进行屠杀的现场。到达的时间可能是十时左右。那里的地势，一边是乌龙山麓的高地，从沿山的公路下来到坡地，直至扬子江江边，是缓缓起伏的一大片沙滩。在整个沙滩上，到处展现了活生生的地狱图——前半夜发生的惨剧。对于死人，我们照理已司空见惯，满不在乎了。然而，我们都吃惊地呆住了，以至于一动也不动。有的说这里烧死了二万人，也有人说烧死了四万人。他们不是南京城内的市民，而是全无战斗力的难民——为避战祸从市区外围聚集于城内，日本部队迫使他们集结在沙滩地带，有一个多星期切断粮食供应，一次也没有供应粮食和水）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但是，他们无视人们在垂死挣扎时发出来的一股异常大的力量，这是一种估计错误。滴水未进的二万人群，对日本军发出愤怒的力量是多么厉害啊！这一点，对于刚取得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军官们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呐喊，像雪崩似地冲向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人们满腔怒火地冲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汽车队从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采取措施。他们丢下了装在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里扔去。汽车队的任务原是为了掩盖罪迹，在应由机枪队独力干完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普遍浇上汽油，使尸体彻底焚毁，但事实并非如此。可是，这种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猛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另一方面，据说友军的两个小队也成了他们的伙伴。这些话，是当天从一个士兵那里听来的，那天晚上，他就在这个汽车队里（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关于上面所说二万或四万被害人数，似乎有点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所写的时间有种种可疑点。山田支队奉命参加南京攻陷战，十二月十二日田镇江附近出发；十三日先遣部队占领乌龙山炮台；十四日占领离南京城不太远的幕府山炮台，在幕府山下俘虏了一万五千名；十七日举行入城式，那天晚上将上述俘虏全部杀害；二十日从下关渡江到对岸浦口。这就是当时山田支队的行动。从这个行动的时间表看，似乎难以想象山田支队为迫使非战斗人员集中到乌龙山麓的沙滩上，在一星期时间里不供应粮食，并对他们进行监视。而且，战斗人员自不待言，就是难民等，可以认为山田支队也对他们无暇顾及。然而，也不能断定长达三千字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述，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有中国方面的旁证材料。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如果第六十五联队也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那末，有无事实的问题是可以弄清的，但是否存在这份报告，还不知道。关于该部队的详细的战斗报告，将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叙述，希参照。下面所谈，是发生在大致位于乌龙山与南京城之间的扬于江畔的名胜之地——燕子矶及其附近观音门一带地方的屠杀事件。就我所知，这方面的资料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提到的汪良在一九六五年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所说的情况。他所说的被害人数及其真伪程度也存有疑问，但这点姑且不谈，先听听他所讲的：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十万难民。日本军从三方面追赶而来，用十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枪杀了。据仅有的、幸免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可闻到这种气味。从南京城往北二十公里，有个地方叫观音门。国民党的士兵和难民约三万人在日本军的驱赶下，逃到了中央大学后面的树林中。这是死亡的集中营。由于日本军对他们断绝粮食，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死去。后来，日本军一把火点燃了树林，焚毁了尸体（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页）。这是根据谈话记录下来的，由于不熟悉地理惰况，他把燕子矶和观音门完全写成两个地方，其实两处相隔只有半公里左右，自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地点。还有，观音门是建于明代洪武中的十六个外围门之一，它与南京城的距离，从和平门算起有七公里左右，从太平门算起也不到十公里，说从观音门到南京城有二十公里，那是错误的。由于事件是发生在离南京城墙西里内外的地方，应该把它看作南京屠杀事件的一部分较为妥当。而且据说在江岸的燕子矶被枪杀了十万人，在其附近观音门外的观音山上饿死了三万人，因而如果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话，自然可以说是一起被害人数最多的事件。在被害者中，饿死的另当别论，可以推断，被枪杀的人多半是俘虏。因为要杀害如此众多的民众，那是无法想象的。这一大屠杀事件，为什么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这使人觉得十分奇怪。但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或误传。不过，说什么十万人或三万人，在数字上可能有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要确认这一事件，需要旁证。那末，要是发生过这种大屠杀事件，应是哪个部队干的呢？如果是在南京陷落前后，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山田支队干的了。可是，如在叙述乌龙山事件时所谈到的那样，山田支队自然没有时间去干这种事。不，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小部队不是也可以这样干的吗？但如汪良所说的那样，用十挺机枪有效地扫射数万人的庞大集团，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一事件会发生在南京陷落以后。
     那时，必须提到引人注目的第十六师团。可是，现在对此还没有任何证据材料。总之，我认为在燕子矶和观音门也曾发生过大量屠杀事件，这是无法否定的。然而再说一遍，说是被害的人有十余万，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燕子矶所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铃木明批判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实。对铃木的这种说法，我试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三五页以下）进行反批判。※※※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可以知道，在离南京城以外的地区，还发生了两起大屠杀事件。一起发生在燕子矶和乌龙山之间的巴斗山附近，另～起发生在靠近南京城的幕府山背后的沙州。据《首都志》记载，巴斗山位于燕子矶之东，但其间的距离不清楚。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他在十二月十三日首都陷落后，曾在南京隐蔽下来，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乘渔船逃离南京，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离南京城二、三十里（华里）左右，船驶过巴斗山后面，他立即上岸，这时目睹惨状，郭说；“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死尸都是军人。”这一记述。见于《危城脱险记》，收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该书的主要部分《陷都血泪录》（旧著翻印）中还这样记述，这些死尸“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死尸”（第五十一、二○六页）。关于发生在幕府山背后扬子江岸边的惨剧情况，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也有叙述。在他写的《还俗记》（一九七三年，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中，就当时在上元门永清寺（后改名为鸡鸣寺）当和尚进行避难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新的事实，那就是在大湾下的沙州（幕府山背后）——从永清寺起至扬子江支流过去一、两公里——曾有二万俘虏被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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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 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放火等残暴行 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 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 者田伯烈（H. J. mperley，一译廷珀利--译者）编著的《战争是什么：外人 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 a 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1938, 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 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1938, 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杨明译，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三一八页），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 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 军暴行》（译者不详，二五五页），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译者不详， 二一五页）。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 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 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 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 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 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 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 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 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 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 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 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 集中汇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 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著的 《南京安全区档案》 （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Limited, 1939, 171p. ）。
    南京安全 区的国际委员会 （The 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 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 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 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 《纽约时报》 的德丁、 《芝加哥每日新闻》 的斯蒂尔 （Archibald T. 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以及路透 社的史密斯 （L. C. Smith） 四位新闻记者， 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 （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 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 教授编著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一九 四一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 的《为亚洲而战》 （The Battle for Asia, 1941. ）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 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 大感染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The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 村地区在战争中的受害情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公开发表，题为。南京地区战 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Shanghai. 1938. 70 p.）。这是一份出色的调查，但其推算方法有些问题。 特别难以同意的是对于死亡的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个弱点，即使在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这一点务必考虑进去。 不管怎么说，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收罗了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这些记录 十分庞大、复杂，但要简单了解其全貌，可以看一下检察方面最后提出判刑要求中 关于松井石根的部分（《远速》 ，三八○号，见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 京事件》 1，第三一九至三四三页）。在该书里，每份资料都标明了编号和英文速 记记录的连续页码，因此，可以据此作为原始资料。另外，前面提到的检察方面的 证据一九○六，内容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的。南京现状及这份报告为主，而这 份报告的笔录者是驻南京的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这份材料也综 合而详尽地记述了南京在日本军占领后一个半月时间内的现状，可以说是重要的文 献（《远速》，五十八、五十九号，见前引书1，第一四九至一六三页）。 大约在日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四、五月间，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出 版了《敌寇暴行实录》（关于编印这一文献的情况，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 录》（即《洪波曲》--译者）中有详细说明）。我虽没有见过这本书，但仍然认 为，其所收资料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上述各种资料，除斯诺写的那本著作和《敌寇暴行录》外，包括记者德丁的两 次报道，都收集住笔者编辑的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中。田伯烈编 写的那本书，作了重新翻译的尝试。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书，这里不作介绍，但只想推举一个文献。 那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采访报告《中国之旅》，此书取材于日本军在 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屠杀事件的后果--一九七一年在中国的特别关怀下调查所得。 不言而喻，书中关于“南京事件”占了很大篇幅。对此出色的报告文学，务希大家 一看。 在日本，企图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无稽之谈”的，有已出版的铃木明、山 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的著作，它们引起了反响。我在本书第二编，将对他们的观 点进行批判，希参阅。 概 况 如前所述，斯诺的记述是第二手资料，因而可能有错误，但要概括了解日本军 对南京市民所采取的残暴行为，那是比较合适的材料。先抄录了部分如下： 现在世界上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血腥事件。根据南京国际救 济委员会委员告诉我的计算数字，日本军在南京至少屠杀了四万二千人。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又说，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估计有 三十万人被日本军杀害，这个数字差不多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等。 卑鄙的是，只要是女的，从十岁到七十岁的人都遭到日本军的强奸。 难民常常死于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的刺刀之下（中略）。 一万二千户商店和房屋在储藏的东西和家具被掠夺一空后，即被付之 一炬。市民丧失了所有动产。无论是日本军的士兵还是士官，都用汽车和 人力车抢走了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并企图把东西运到上海（中略）。 国际“难民区”是住满了多达二十五万名（实为十三、四万名。-- 洞富雄注）萎靡不振的流浪者。实际上，这对非战斗人又来说成了危险地 带，而对善意地建立这些“难民区”的人来说，成了多管闲事，自找烦恼。 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军也将考虑外国的舆论而尊重这个天堂。可是日本 军司令官决不会承认这个神圣的私自设置的地区（中略）。
     日本军每天到这个地段来，抓走妇女，以便安慰好色的英雄们（中略）。 数千名男子从这个区里被带走，表面上说是要他们去劳动。他们被迫 排成一行，一齐遭到机枪的扫射。有时日本军把好几批人当作练习拼刺刀 的靶子。当他们厌倦后，就把活生生的人缚起来，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 烧死。还有人把他们关在空着的战壕里，命令他们装做中国兵的样子。日 本士官下令突击，要他们的士兵去占领这个“敌方阵地”，刺杀了手无寸 铁的防御军队（中略）。 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与长时间在南京“欢庆胜利”的结果而造 成的损失相比，实在是饶有兴味的。据国际救济委员会估计，在价值二亿 四千六百万元（中国币）的建筑物及其内部的所有财产，因军事行动而造 成的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其余主要是由于掠夺和放火而损失的。另外，美 国价值一亿零四千三百美元以上的动产（自然，被没收的政府财产除外） 被抢走（《现代史大系》，第四十五至四十七页）。 如上所见，斯诺说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四万二千名市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 童，又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民。不过，仅就屠杀妇女和儿 童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夸大。在南京被屠杀的一般市民到底有多少，这将 在别的章节里另作详细叙述，希参照有关章节。关于上面提到的屠杀三十万人这个 推算出来的数字是否上确，也在这些有关章节里加以论述。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入城后，市区内出现了什么样令人可怕的战斗场面呢？ 在下面引述的、一个留下来的外侨在占领后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信中， 有几段内容反映了这些情景。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 日军暴行》一书中，写信人在南京外侨中是最受尊敬的，很有声望，他以持公正态 度而闻名。据推测，这位外侨就是贝茨博士，他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该校非常 时期委员会主席，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信中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声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 好评（中略）。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 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 在南京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 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 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惧与兴奋而奔跑，谁在黄昏后被巡警抓去，几乎都 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 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 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 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 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 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众难民区内的一幢房 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 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 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繁华的大街上，中国兵曾从食品商店和无人看管的橱窗里掠夺了零 星什物，而现在日本军却取而代之，他们在单官的指示下，挨家挨店地掠 夺，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日本兵拿不动大件的东西，就需要强拉苦力为 他们扛重物。日本军首先要食物，后来也要其他日用品和贵重的东西。市 区内的无数私人住宅，不论大小，不论中国人的或外侨的，经日本人的多 次抢劫，都被掠夺一空。 关于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我们已听到了很多反映，但我们尚无时 间去进行仔细调查。不过，下面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 有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到附近一家人家有四个姑娘被日本兵抢去。还有 几位外侨看到，在一个新到任的军官寓所里有八个年轻姑娘，而该寓所实 际上是市内一般居民放弃的无人居住的房屋。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的程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日本的军官们大言不 惭地说什么“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同中国政府作战，拯救中国人民”， 简直令人作呕。 诚然，出现在南京的这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并不足以反映日本帝 国的最佳成就，与此相反，日本也一定会有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军人和 一般人民。他们将会为本国利益着想，立即起来纠正这几天出现的危及日 本在中国地位的不法行为。有少数士兵和军官作为职业军人是与日本帝国 相称的，有绅士风度。但日本军的整个行动则是残酷无情的（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2，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十七日那天，松井司令官到达南京后，举行了日本军的入城式。第二天，在进 行祭奠时，松井对军纪之败坏表示愤慨，并声泪俱下地训斥了官兵。可是，在南京 发生的令人悲痛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写的一封长信（致 其在上海的妻子， 参照《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页）同样收在 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马吉牧师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 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 的女人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 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 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一会儿时间，医院里挤满了日本军的残 暴和野蛮行为的牺牲者。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金陵大学附属鼓楼 医院医生。--洞富雄注）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忙得不可开交， 只得干到深夜（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住在安全区内与我们仅一墙之隔而 一起用膳的里格斯（在金陵大学任职。--洞富雄注）报告说，住在他家 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被强奸。当时，他正在 这里吃午饭。据威尔逊说，有个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医院里来，他被刺刀戳 了五刀，一刀戳穿了腹部。有个男子，身上被刺刀戳伤了十八处；有个妇 女，脸部有十七处被截伤，腿部也给戳了好几刀。下午，有四、五百个妇 女惊恐万状地拥到我们这里来，在露天过了一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今天一整天日本军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 兵们放火，有几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看样子以后仍会发生。许多地方美 国旗均被扯了下来（中略）。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 城市被日本军有组织地放火焚毁了。下午五时，史迈思（金陵大学社会学 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洞富雄注）和我乘车外出。在市区内 最繁华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看到火焰冲天。我们的车子在燃烧后的场地 上驶过，飞散的火星像雨一样从头上落下来。向南行，我们可以看见士兵 们进入店内放火；再向南行，我们看见士兵们正在把掠夺来的东西装上军 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 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 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 围甚广（前引书2，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马吉牧师（？）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 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奸了妇女。我 们的邻居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强奸了。我们 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 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属南京红十字委员会管理的鼓楼医院。 --洞富雄注）求治的二百四十名患者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于日本军的暴 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的调查报告。他当时留在南京，并 较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了南京的活地狱。那份报告就是《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 他调查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 件， 它已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文件（四○三九）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在 《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中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晚一些时候，报告者在市区首次看到了日本军。起 初，日本军很遵守纪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行动也较谨慎。国际委员会 立即与日本军取得联络，为使安全区问题取得他们的承认而再次进行了努 力。 日本军拒绝承认安全区， 这是事实。但现己深入“波兹达马”广场 （据查南京无此广场，疑为当时德国人的代用词--译者）的日本军队尚 持中立态度（中略）。 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准委员会再为在外 交部医院里的中国伤员进行治疗，并不准他们进入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 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 巾、衣服、钟表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 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只因语言不懂，就成 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四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 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十四日，日本军的这种有组织的盗窃和掠夺行为继续在进行，直到今 天，人们仍受到某集团的威胁。他们找借口出去勒索。在中国军队撤退期 间，日本军闯入了有些食品商店，并发生几起火灾，但大部分市区街道， 在占颔时几乎未受损害。 在日本军的统治下，市区街道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连日来，天天都有 新的纵火事件出现。现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今 长江路--译者）、龙江路。市南全部地区以及夫子庙全遭掠夺、烧毁。 打个百分比来说，被烧毁的街道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日本军发现了许多丢弃的军装，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有 许多中国兵留在避难区。 他们虽然几次三番彻底搜查了避难所，但实际上没有花力气去搜查士 兵。相反，他们先是信手带走青年，后来又借口什么理由将引起他们注意 的人全部带走。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对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 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夫，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 入江河中、在被枪杀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水电工作的无辜工 人（中略）。 其他关于悲剧的话题，牵涉到对许多少女和妇女进行虐待和施加暴行。 他们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中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正式发表 声明。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旁注原文如此. --译者）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 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 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红十字会申明， 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远速》，五十九号， 载前引书1，第一六九至一七○页）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奸、放火、掠夺等 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 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我认为， 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而且据推测， 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主席拉贝 （John H. D. 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国际委员会主要就日本军对安全区市民所犯下的暴行提出报告，它已由徐淑希 教授编辑出版，题为《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一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在田伯烈编写 的那本书中，这已在前面介绍过了。这些报告列举了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次年（昭 和十三年）二月七日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过二十余次。 内中报告了四百四十四件日本军人的犯罪事实。
    另外，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金陵 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根据拉贝主席的建议，在日本军人城后，除以国 际委员会的名义外，又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 反映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最大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贝茨教授把这些报 告中的部分内容抄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它 是为检察方面向法庭提出作准备的（贝茨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法庭面前，由于他是知 识分子，因而不提出口述书，而是应检察官的直接讯问，予以口述）。教授除向日 本方面提出这些报告外，又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 综合报告，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国旗下保护难民的金陵大学遭日本军破坏的情况，其 概要情况已在上述宣誓口述书中谈到了，这里介绍如下： 在这些报告（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报告。--洞富雄注）中反映 说：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一千七百二十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 强行拉走六百四十七人，凌辱妇女二百九十人，杀伤事件超过六十起，还 犯下了其他暴行以及撕毁美国国旗七次。在此报告中未包括这些情况：有 记录在册的四百名以上男女工人被转移和强制劳动，据说因他（她）们过 去曾在中国军队呆过，而现在避难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注） 内。毫无疑问，日本军的凌辱和暴行的实际件数要比报告中提到的多得多。 很明显， 那是由于沉默，或担心报复而不愿多提出来（前引书1，第五十 七页）。 可以这样说，参加攻打南京战斗的日本军官兵中，过去根本没有人对身临其境 的屠杀事件讲过话。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我开始能够看到了两、三份这种证词 和坦白材料。这里介绍两份值得注意的材料，都是作为士兵参加南京攻陷战的人们 说的。 生于东京的冈本健三这样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击了屠杀的现场。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 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查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出生的年、 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 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活。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讲 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另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 中国人由各部队集中后带到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 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 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 的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 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 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 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 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的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 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进木柴，浇上汽油后统统焚毁。 虽说是烧起来了，但内脏之类的东西很不容易燃烧，总是于冒烟。日本军 用棒拨动一下，这些尸体就落到下百的洞里。后来，日本军将路轨挪开， 把骨灰等掩埋得干干净净。如果有谁知道是用机枪扫射的，那就情况不妙 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焚毁尸体后再加以掩埋。屠杀大体上是 在夜间进行的。在傍晚屠杀后，清理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早晨。 这些事情并不是仅仅在一天内完成的。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 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于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 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十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 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 都是有根据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 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这是胡言乱语。 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 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 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该 把她们打死。我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们知道那是谁干的。那是因为强 奸和盗窃是要交军法会议处置的。话虽这么说，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不，也没有 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 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前，即使是在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 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恐怕没有傻瓜会出钱去买。据说他们天天 晚上同女人睡觉，而士兵们则不允许这样子，上级却干了这种事。我们的 心情都…… 当然，日本的安慰妇（即随军营妓--译者）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 时也来到了。有的安慰妇张皇失措，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 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子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 下来以后，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 载《中国》，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现在要提一下水户市人田所耕作的谈话，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曾利用他的谈话， 从中取材，编写了报告文学，即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纪实材料：最前线情况异常》 之一部分（载德间书店出版的《朝日周刊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号）。 笔者曾在旧著《南京事件》中大致介绍了他的谈话，但由于是擅自利用他的谈话， 主编提出了异议。也有这种原委，认为谈话内容太残忍，所以这次再要引用则有顾 虑。顺便提一下，在这《最前线情况异常》中，关于日华战争方面所写的报道，后 来通过拙著的编者片桐军三整理，由新人物往来社于一九七五年作为《证词记录： 三光作战》一书出版，因此，对关心田所证词的人，希研究该书内容。 再想介绍一份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是后来所写的见闻，不 能说是同时代的资料。笔者是泷川政次郎。大学者泷川博士是个体制派的人物，他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担任过辩护律师，连他也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 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 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 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 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 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 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 下册，第九十六页）。 泷川博士关于日本军放火所引起的损害和强奸的实际情况，在说法上似乎有某 些夸大。但不管怎么说，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军队方面的证人全都坚持认为不 知道，不了解南京屠杀事件。对比之下，泷川作为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日本方 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赤裸裸地写出这些情况作证，是有勇气的，希能予以高度评 价。 南京安全区 谈到南京暴行事件，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叫作安全区的国际难民区。 首都南京陷落时，有四十名左右的外侨留在这里求走，他们不顾其本国的外交 代表的劝告，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留下来的外侨人数，正如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 中所引的材料--估计是外侨马吉牧师秘密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谈到十 二月十一日那天情况时说：“我们现在外侨二十七名，其中美国人十八名，德国人 五名， 英国人一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前引书2，第二十八页）。在 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也认为在南京有二十 七名外侨（《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九号文件，田伯烈编写的书，第六号文件，载洞 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一二七至一六八页）。但是这二十七名外侨，并非留在南 京的全部外侨人数，他们不包括宣传报道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女侨民等等， 似乎仅指除此以外的男侨民而已。实际留下来的好像有四十名左右。在这四十名左 右外侨中，有十五名侨民参与组织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目的是为 了保护、救济当时留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十万左右市民。前面提到的南京安全 区就是难民区。 根据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的公函中所附名 单（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侨民组成，计：德 国人三名，美国人七名，英国人四名，丹麦人一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 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方面， 则由十五名外侨和两名中国人组成（前引书1， 第一六七页；2，第一二一至一二二、一六七页）。 在后一组织的十五名外侨委员中，有七名与前一组织重复。属于这两 个委员会的外侨共达二十三名。但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两名是女的， 如把她们除去不算，则男侨为二十一名。 可是，在该书收录的各种资料中，除上述二十三名外，还可见到十二 名男侨和五名女侨的名字，他们都是官在南京的外侨。合起来，外侨人数 为男三十三名，女七名，共四十名。在不属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外侨中，除 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John Allison）和巴赫（J. Lossing Bach） 教授外，人们知道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五名宣传报道工作者，如 从三十三名男侨中除去这七名，就成为二十六名。这与马吉牧师（？）的 报告和十二月十七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说的二十七名相比，仅 少一名。在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男侨二十一名，其他男侨除知道名字的 十二名外，恐怕还有一人，定居的男侨人数还是二十七名，这可能是正确 的。 接着要指出的是，马吉牧师（？）所说的二十七名不同国籍的外侨， 在人数上稍有出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的公函中所附名单一比较就清楚了。另外，在《确京安全区档案》中， 不完整地记载着二十二名外侨名单，其中德国人五名，奥地利人一名，苏 联人两名， 美国人十四名（前引书2，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页）。这里，少 了四名英国人和一名丹麦人（计二十七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侨居南京的外侨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对付日本军的 空袭，为安全起见，就设置中国人和外侨可以避难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商议，认为 “当此日本军来临之际，情况紧急，希望在事后得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承认的情况下， 设置专事建立安全区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南京安全区国际委 员会成立了（田伯烈编写的书， 载前引书2，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德国人、实 业家约翰·拉贝就任主席，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担任秘书。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些 权利包括涉及警察、重要公共事业、消防、住宅、食品以及卫生等各种职权。为了 执行警察行政任务，还移交了四百五十名警察。市长还保证向安全区供应三万担米、 一万担面粉和盐，并拨给十万美元予以资助。事实上，该委员会很快得到了二万零 九袋米的发货单和现款八万美元（前引书1，第一五九至一六○页；2，第二十七至 二十八页、一二五、一二七、一三一、一三八、一四八至一五○页）。 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今人民北路），北至 山西路（实际上从山西路更向北延伸），西至西康路。面积为两平方英里，约占城 内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巳。据说该区建筑物仅占城内总数的百分之四。管理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其办事处设在宁海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前引书2，第二 十九、五十、五十二、二一九页）。 据推测，留在南京的市民约二十五到三十万人（日本军所登记的市民达十六万 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有些老妇也不计在内〔前引书2，第一四三页〕）， 其中有十五万人聚集在小小的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五十三页）。在难民中，也 有些人是好不容易刚从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逃难来南京的。 日本兵的残暴行为使市民产生了恐惧心理。居民，特别是害怕他们暴行的妇女 陆续来到安全区的收容所避难。在这安全区里，丢下武器、穿上便衣的中国兵，即 日本方面叫做便农兵的也混了进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委员会即使知道了这一 点，也认为，他们既然已经放弃武器，同样把他们当作一般难民收容下来，这是理 所当然的。 在安全区里，利用公共机关的房子设置了十八个难民收容所。在这些房子里， 到十二月十七日为止，约收容了五万名（当初，预计收容三万五千名）难民（前引 书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从十二月下旬到翌年一月间，最多的时候竟收容了 六万八千名乃至七万名。 此外， 据说未进收容所而居住在安全区内的人，也有六万八千名（前引书2， 第一三六、二二○页）。 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各收容所及其收容的人数如下： 旧交通部：一万名〔家属〕。五台山小学：一千六百四十名〔家属〕。 汉口路小学：一千名〔家属〕。陆军大学：三千五百名〔家属〕。小桃源 南京语学校（原文如此--译者）：二百名〔男子〕。军用化工厂：四千 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六千至八千名〔家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三 千名〔家属〕。华侨招待所：二千五百名〔家属〕。南京神学院：二千五 百名〔家属〕 。 司法部：空。最高法院：空。金陵大学蚕桑系：四千名 〔家属〕 。金陵大学图书馆：二千五百名〔家属〕 。德国人俱乐部：五 百名〔家属〕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千名〔妇女〕。法学院：五百名 〔家属〕。农村师资训练学校：一千五百名〔家属〕。山西路小学：一千 名〔家属〕。金陵大学宿舍：一千名〔妇女〕。总数共四万九千三百四十 至五万一千三百四十名。 在这些收容所中，收容最多的要算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今南京师范学 院）所属各单位。最多的时候校内各处好像有三万难民（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由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安全区外拥进来， 自此比较大的私人住宅也都改作收容所 了。这样，收容所总共有二十五处，但要把所有难民全都收容在这些单位里，那是 不可能的。在安全区内，居民住宅都住满了人，要让几万难民住在现有房子里是住 不下的，倒不如在空地上、单位内部和居民住宅的院子里搭起临时小屋，暂时住下 来。当然，安全区一片都是临时小屋（前引书2，第三十三、五十二至五十三页）。 对居住在这种临时小屋的难民来说，天气-直晴朗是幸运的，但到年底，他们终于 遭受大雪的袭击。在外侨马吉牧师（？）的信中这样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 二。我们所担心的恶劣气候到来了。先是雪子下个不停，接着又下起鹅毛大雪。可 怜的难民们虽说是住在临时小屋里，其实这种小屋与狗窝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处于 悲惨的境地。因为这种临时小屋多数不能防雨，路面又很泥泞。前些日子连续放晴， 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幸运。”（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 扬子江岸边也是集结难民的地方，那里约有两万市民。在日本军入城前由国际 委员会配给他们的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他们吃尽了苦难后，要求转到安全区来。然 而，安全区里的难民已人满为患，事实上，日本军也不容许他们进入安全区。在马 吉牧师（？）的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情况时，对此有所记述（前引书2， 第四十一页），这个难民区大概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宝塔桥难民区”。据本多胜 一在南京采访后所写的报道说：“宝塔桥难民区”地处英租界，所以“许多居民在 那里避难，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也许日本军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地区”（《中国 之旅》，若波文库版，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据说，在这个难民区里收容了数千 名难民，其中二千名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煤炭港码头被屠杀，对此，前面已有叙述 （参照本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 安全区虽已设置，但日本军不承认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具有治外法权的区域。 本来，安全区的性质是：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发生战斗期间保护那些在战斗中受害的 一般市民，因此在占领后，日本军理应接收。所以日本军当局不承认管理安全区的 国际委员会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函（检证四○三九）德国驻上海 总领事，就这个安全区和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问题，叙述如下：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 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成了二十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在该地区设 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其 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高级武官和他们的幕僚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即 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中略）。 我委员会管理着全部约有七万难民的二十五个避难所，在七万名中约 有五万名难民毫无粮食来源， 要由我们供给（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 一六六至一六七页）。 如果能保证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全面恢复的话，国际委员会也答应日本军 接收安全区。该委员会事实上是这样希望的，它在十二月十七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公 函中提出：“本委员会虽说受旧南京市政府委托，其职权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半行 政性的，但无意继续行使该职权。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将这些职权及早移交给贵方。 如此，本委员会则可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前引书2，第一二七页） 可是，日本军在开进南京的同时，掠夺、强奸、屠杀，为所欲为，军纪很坏， 出现了军事当局亦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局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连在占领前 还留在一般市区的市民也要求保护，陆陆续续不断地逃到安全区。为此，日本军事 当局未能要求接管安全区，而国际委员会虽无能为力，却也不得己而负责保护难民。 不久，军事当局对安全区的存在，在口头上表示了不负责任的承认，即采取了默认 的方式（前引书2，第二十二、一二六、一五四页）。 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军对逃入安全区的许多“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搜捕， 并加以集体屠杀。许多普通男性市民受到这种残酷无情的搜捕便衣兵的连累，也遭 受了与便衣兵同样的命运。对此，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种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另 当别论。在安全区外，南京陷落伊始，日本兵就对市民开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而 这种暴行不久就可能波及到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担心日本兵的暴行影响到安全区，早在十二月十四日使致函日本军 事当局，要求在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分别派驻一名卫兵。十五日，日本军的特务机关 长口头保证实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可是，日本军事当局却始终没有派驻卫兵。正 如委员会所担心的那样，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很快潜入安全区内的东西两边，开始实 施暴行。十六日，他们强行拉去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另外又带 走了四十五名“义务警官”。第二天，由于驻在高等法院的四十名穿制服的警官被 带走，其他警官见此情景吓得发抖，不敢在街头露面，安全区内只能任凭日本兵横 行不法。国际委员会从十六日到二十日连日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在 安全区内派宪兵日夜巡逻， 并在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卫兵（前引书2，第一二○、 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一二九、一三一、一三三、一七一页）。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星期，即二十一、二十二日左右，安全区内好不容易配备 了宪兵。于是，宪兵似乎在安全区内巡逻起来，但未能因此而确保安全区内的秩序。 如根据国际委员会就日本军的暴行所提出的报告，看来这种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前 引书2，第一一○至一一一页）： 第一五一件 十二月二十二日，两个日本兵在金陵大学蚕桑系强奸了 十三岁少女难民。她的母亲前去阻止而负了伤。另外，日本兵还强奸了一 名二十八岁的妇女。二十三日凌晨四时，一个日本兵强行拉走两个姑娘， 在路上遇见宪兵后，这个日本兵就逃之夭夭〔警察局副局长H·K·吴提供〕 第一四六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来到汉口路小学 收容所，搜寻了值钱的东西后，强奸了职员黄（译音）小姐。此情况被紧 急报告了日本军特务宪兵队后，他们为了逮捕日本兵，派来了宪兵，但日 本兵已逃走，于是，宪兵带走了黄小姐以作为证人。当天晚上，又来了另 一个日本兵，强奸了王夫人的女儿。下午七时左右，又有三个日本兵进来， 强奸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个还只有十三岁〔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 达臻（译音）提供〕。 第一四八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七个日本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 难民收容所，整整呆了一个晚上。白天，上午九时来了四个日本兵，下午 二时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搜寻了衣服和现金后，强奸了两名妇女。在被 强奸的妇女中，一个年仅十二岁〔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提供〕。 第一六七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来 到汉口路小学，企图带走两个姑娘。正当她们要被带出去时，幸亏来了几 个巡逻的宪兵。宪兵看到这种情景后，就逮捕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达臻（译音）提供〕。 即使有宪兵巡逻，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那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 当时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新六郎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中说： 起初，在南京，除宪兵队队长外，只有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宪兵队，但几天内，理 应再增加四十个宪兵，那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听说的（《远速》，二一○号，载前引 书1， 第一八二页）。可是，宪兵队的力量好像没有迅速增强。马吉牧师（？）在 上述信件中，在谈到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的情况时这样写着；“我们听说，最近来了 十七个宪兵，他们可能是为了前来协助恢复秩序的。与五万多军队相比，宪兵只有 十七个！”他又在谈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时说：“今晨五时，射击队立即在附近 进行活动，射出的枪弹竟达一百发以上。夜间，他们两度闯进大学，站在门口的警 察被他们的刺刀戳伤，门也被破坏了。先前刚部署的日本宪兵队已经睡着了。新上 任的日本宪兵队的代表们来访， 保证在一月一日前恢复秩序。”（前引书2，第三 十七页） 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的一节 话：“国际委员会的两名委员乘汽车走了四、五英里路，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宪兵” （前引书1，第五十五页）。在一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情况如下： 五万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横行不法时，真正的宪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 个，因而我们一连几天未曾见到一个宪兵。结果是有几个日本兵戴上了特 制的臂章，充当宪兵，这样，他们自己所作的坏事当然被隐瞒起来，而仅 仅阻止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这封信说，派到安全区来的乔装的“宪兵”是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士兵，同样，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的马吉牧师就当时在南京的宪兵人数问题，对 辩护律师的盘问，作证答覆如下： 起初，我们几乎看不到宪兵。但我们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许多少会 派一些宪兵来，于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馆。后来日本大使馆好像不断地带来 了许多人。那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于是，大家继续努力，要求把他们派 到安全区附近去站岗。为此，起光大家壮了胆，可是后来渐渐闹出笑话来 了， 其情况是， 这些哨兵也干起了像前面所说的士兵所干的不法行为了 （《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至一○三页）。 这里所叙述的，是从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以及 与此不相适应的宪兵不足的问题。原系第十军所属的宪兵、不久后担任杭州宪兵队 队长的上砂胜七中佐这样说：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多起来了，要阻止这 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容易，煞费苦心，无奈分配来到几个师团二十万大军的 宪兵仅不到一百人，实在毫无办法。即使提出派辅助宪兵来，如果部队是 在驻扎期间，似乎还能接受这一要求，但如果部队在进攻中，各部队都希 望多一个兵，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仅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 的现行犯，而且假如是在进攻中发生事情，也没有设置军法会议未加以处 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给所属部队，由这些所属部队去进行监督；把 另一部分人由宪兵队带走，前往南京。 这种情况传到了东京的中央部门以后，当时的参谋总长困院宫殿下于 是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中略）。 虽被称为皇军，但这使皇军听后感到讨厌。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 宪兵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在那个城市、村落的人口处和重要地方向日本 兵贴出告示，但其语调婉转，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为敌人利用的写法， 并写了几个大字：防火，防盗，爱护居民（《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 至一七七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马吉牧师（？）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 况。从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宪兵说自元旦起已恢复秩序。事实上，一月份 以后，安全区的情况稍有缓和。那似乎与十二月底发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入 有关。可是，事态的缓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过不了多久，站在入口处的卫兵并不 听从关于严格执行纪律的命令，五、六个不戴臂章的士兵又开始在区内徘徊，随之 而来的是暴行事件续有发生（洞富华编前引资料集已第一七七页）。 对一月份情况开始有所缓和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贝获博士在一月十日写 的一封信中说：“元旦以来，在难民挤得满满的安全区内，事态没有发展，相当缓 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根本见不到‘军纪恢复’的情况， 就连宪兵也进行强奸和掠夺，玩忽职守。新的军队到来，或在作战上有变动，很可 能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外国的外交官回到市里（本周） 之事颇费周折， 看起来，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种愿望。”（前引书2，第四十 八页） 宪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说，一月份以后事态将会缓和，他们所以这样说，也许 是因为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离南京估计是在二十三日，那些宪兵预料，如果上海派 遣军的主力撤退后，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减少，这将在《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 一节中谈到。这样的话，南京的情况稍有改善，即使是暂时的，也还是如同贝茨博 士在一月十日所写那封信里说的那样，它与日本军的主力撤离南京有关。 二十三日以后，仅第十六师团留在南京，负责南京的警备任务，但事态有所缓 和，时间很短。虽说是警备部队，但这个师团也决不能说是模范部队，这就是所以 出现军队再度开始横行不法的原因。因为他们和过去的占领军一样，其中有很多劣 质的军官和士兵。单以警备队司令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例，据说他就是残 暴的色情狂，是个性格反常的人。松井司令官将重大任务交给这位将军，其措施也 有问题。关于中岛中将的问题，希参看第5节中《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 有关叙述。 正如马吉牧师（？）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宪兵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外国使 馆工作人员回到南京，这对难民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得到日本方面的许可，一月 六日和八日，美国代表和英国、德国代表各三人分别到达南京（前引书，第四十二 至四十三页）。 抓“残兵败卒”和市民遇难 前面已经说过，在城外被集体屠杀的人们中间，不仅有被俘的军官、士兵和难 民，而且还包括许多占领后在城内被抓去的残兵败卒和被误认为是残兵败卒的一般 市民。 在南京陷落前的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城内的中国军队崩溃，残兵败卒变成了日 本方面所说的“便衣兵”。南京被占领后，在南京逗留了三天的《纽约时报》记者 德丁曾目睹中国兵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对此，有如下描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道，只是作了简单的记述： 记者在星期日（十二日）傍晚驱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当时看到一个 部队的全体人员脱下了军装，这种光景滑稽极了。许多士兵是在去下关的 途中脱下军装的。有人走进小路里换上便衣。也有些士兵光着身子，然后 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前引书2，第二九○至二九一页）。
    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报纸，有则更为详细的消息，内容是这样的： 星期日傍晚，整个安全区都有中国军人，多数人开始脱下了军装。他 们有的从过路人那里捡来了普通老百姓的便衣，有的请求把衣服让给他们。 尽管如此，在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士兵们就脱下了军装，只穿一 件衬衣。 武器也和军装一起被丢弃了，马路上堆满了手枪、手榴弹、刺刀、背 包、军装、军靴和钢盔。在下关门附近，丢弃的军用品数量很多。从交通 部门前到两条马路之间，像是丢弃垃圾的地方，堆积着卡车、炮、公共汽 车、指挥官的专用车、运货马车、机枪和小型火器。在市区内，价值二百 万美元的最好的建筑物深更半夜被焚烧，储藏在里面的弹药连续爆炸了很 长时间，这种情景真令人可怕。 建筑物外面的垃圾山也着了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拉炮车 的军马也被包围在火焰之中，军马的悲鸣声更使现场的情景凄惨万状。大 火灾封锁了通向下关的主要马路--中山路，小巷拥挤到了极点。 中国的军队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乘上几艘帆船，从沿江马路 出发， 渡过扬子江。但多数人由于恐慌而溺死在江里（前引书2，第二九 ○至二九一页）。 日本军似乎认为，到占领南京后第三天，这些残兵败卒还有二万五千人。对此 情况，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曾于十五日发出的电讯中报道过（见本书第七页）， 十五日前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也报道说：“日本军自己公布，在扫荡南京的最初三 天内逮捕了中国兵一万五千名。当时，日本军认为，在市区内还潜有二万五千名士 兵。”（前引书2，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这种所谓“便衣兵”，照字面看来就是游击队。由于游击队不适用于陆战法， 所以也可以把他们交付审判后予以处决。然而，南京陷落后的所谓“便衣兵”，即 便有他们的军籍，也已不能说他们是兵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丢掉武器，一 面隐瞒自己的身份，一面混入国际委员会所管理的安全区内，要求保护。他们既无 当游击队的思想，也无这种能力。所以，称他们为便衣兵并不确切。尽管如此，日 本军把他们当作敌军逮捕起来，这在战争法规上是容许的。但他们即使被检举，也 是俘虏，对俘虏是不能杀害的。可是，日本军不加审判，就把大半“便衣兵”视同 一般俘虏进行屠杀。即使在陷落后的南京城内出现若干游击队活动的情况，那也不 能把残兵败卒统统杀光。 在城内，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厉害，也有一种倾向认为，这是所以发生 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例如，松平鹰史在其所著《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叙述说：“城内各处 还潜藏着残兵败卒，治安极度混乱，日本军受到狙击……中国散兵换上了 老百姓的衣服，扮成一般民众，偷袭日本兵。也可以说，这是引起大屠杀 的潜在原因之一。日本军觉得随时随地都会飞来榴弹和手枪子弹，因此 感到极度紧张，于是一面随